你好，欢迎收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七季，我们将进入宋代，这是一个中国宗教与思想的奔流年代。

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的思想史学家小岛毅教授。全书的正文共有十章，大致分成三个板块。前面的四章，会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概述公元九世纪末到十三世纪的政治史历程。五、六、七三章，是全书最核心的内容，分别从思想和宗教的变迁、士大夫群体和社会精神、科学和技术革新等角度，来叙述“思想与宗教的奔流“。接下来的两章，我们会介绍两宋的文化潮流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第十章，是结尾的总论。

这本书的内容很丰富，涉及到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艺术史。不过总体来看，这本书有三个特点。首先，贯穿全书的主线，是“唐宋变革”。因此，我们会从安史之乱开始，讲述宋朝是如何诞生的。书中但凡提到唐宋时代，那么几乎都与“唐宋变革论”这样一个母题相关。第二，这本书的一条潜在脉络，是日本的传统从何而来。第三个特点，是对朱子学的强调，甚至将朱子学作为叙述的中心。作者把儒学称为“新兴儒教”，但“儒教”的“教”，并不能泛泛地等同于宗教，而是作为思想和宗教的交汇点。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思想文化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严复就说过，宋代对于近代中国人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陈寅恪先生说，赵宋之世在华夏民族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地位是“造极”的。宋代面临着来自周边和内部的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它不是古代中国的强盛时期，但是在文明和精神方面有突出成就，在制度上有独到的建树。

宋代的立国面临重重压力，它是一个政策相对务实、注重制约的时期；也是士大夫政治之下，致力于建设恒久典范的时代。这个时代追求规范，重视秩序，对儒家的经典进行了再阐释、再造就；同时，生机盎然的社会经济、植根现实的道德伦理、淡泊自然的理趣雅致，也构成了宋代的底色和基调，在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过程中酝酿发酵。宋朝的疆域面积远远比不上汉唐，但是宋朝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是之前的朝代难以比拟的；宋代文化的影响力在空间上远远超过了它政治上的统治范围，时间上也远远超过了十一到十三世纪这三百年。

在美国的波士顿美术馆，可以看到很多的宋代陶瓷，定州窑、汝州窑、吉州窑、建州窑......当然，骆以军老师的节目里也讲过跟他太太新婚旅行去香港看宋瓷的故事。日本学者小杉一雄曾经说过，“宋代陶瓷才是贯通古今东西、人类所能得到的最美的器物”。在造型上，宋瓷摒弃了一切的装饰，彻底追求形状本身的匀整美，人工釉料直逼天然玉石的色调。小岛毅教授觉得，它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宋瓷是美的。小岛毅教授说，当他在波士顿美术馆观看宋瓷的时候，展厅里的人并不多，偶尔有人进来，看到这么多的瓷器，也会匆忙离开。甚至，很多中国学者也不认为宋瓷就那么美。

或许，日本人的确对宋瓷有一种特殊的热爱，因为日本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美学观念叫“侘び寂び”（侘寂），这种观念不可能从唐三彩中产生。再多说一句，喝茶这个行为，在中国也是从宋代开始流行的，后来日本佛教临济宗祖师荣西（1141—1215，1168、1187年渡宋）三次前往宋朝，写了一本书叫《吃茶养生记》，根据他在宋朝的生活经验，给日本人介绍喝茶养生的方法。

可能很多人都以为，遣唐使制度废止了之后，中日交流就断绝了。其实并不是这样。中日两国的往来不仅照旧，甚至还更加频繁了。比如，日本一个有名的政治家兼知识分子藤原赖长（1120—1156），他的日记里就记录了自己读过和想读的书单，我们从他的书单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文化的旺盛求知欲。

遣唐使制度废止了之后，来中国的日本人主要是天台宗的僧侣，他们大多会拜访长江下游的吴越国，因为吴越之地有天台山，他们进行圣地巡礼。后来，吴越国被宋吞并，这些日本和尚就改成拜访开封。他们相当于使节，最早来的是奝然（938—1016，983年渡宋），他不是天台宗的，而是东大寺的。奝然的来访受到宋代朝廷的高度重视，留下了详细的记录，《宋史·日本国传》里面几乎整篇都是关于奝然的记载，以及奝然所介绍的日本有关情况。奝然也为日本的佛教史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将宋朝刚刚出版的大藏经带到了日本。

中国在汉代就有了造纸术。但是，造纸术要跟印刷术相结合，才能创造出读者个人收藏的书籍。印刷术应该是在唐代甚至更早的隋代就出现了，但是像大藏经这样非营利的大部头书籍，或者一般商业出版的书籍，都是在宋代开始出现的。唐朝时候，从日本来的和尚比如最澄（767—822，804年渡唐）、空海（774—835，804年渡唐），当时只能带抄本回去，但是到奝然这个时候，直接收受或者购买印刷品就可以。

奝然到中国的九十年后，日本和尚成寻（1011—1081，1072年渡宋）又来到宋朝，写了一本书叫《参天台五台山记》。这个时候买书更加方便，我们可以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看到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书籍目录。

成寻来中国的时候，正赶上王安石变法。他的游记里写过一个事情，当时中国遭遇了一场干旱，已经一年多了，宋神宗为此非常地忧虑，请成寻进行祈雨。成寻说，我以日本国的名誉保证，三天之内肯定下雨。果然，第三天，下了大雨。这个故事在中国的史料里是看不到的。皇帝身边的人问成寻，在日本像你这样会祈雨的、有名的人还有吗？成寻说，空海，但他是真言密教，我是天台宗，所以我也不知道空海是用什么法术祈雨的。这可能是成寻想要吹嘘日本的佛法种类很多，能够操纵天气也是佛教的本质部分。但是小岛毅教授指出，实际上，这个时候中国的佛教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成寻在宋朝的时候，中国的佛教思想已经进入了禅的时代，成寻觉得自己能够通过降雨让中国皇帝心服口服，能够显示日本的厉害，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日本和尚的自我感觉而已。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只是巫师做的事情，中国人并不会因此而把成寻当成一个学者或者宗教人士。所以，成寻在日记里写自己在开封如何被重用，但他的记载里，并没有和王安石执政期间重要权力人物的交往记录。他交往的其实都是佛教人士，或者皇帝身边的服务人员，中国的士大夫并没有把成寻很当回事。

当时的中国士大夫迷恋的是禅宗。现在的英语里面说到“禅”，一般是用日语“ぜん”的发音，而不是汉语拼音的“chan”，这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进行文化宣传的结果。禅宗似乎也成为了日本文化中的重要要素。

在成寻的一百年后，荣西、道元等众多的日本僧人到宋朝学习，很多宋朝的高僧也漂洋过海到日本传教，在京都、镰仓建立寺院。日本的很多政治家聘请僧侣做自己的政治顾问，同时宋朝的士大夫也为了让自己的个人信仰和国家政治不发生冲突，而接近禅宗。

禅宗是“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这就和天台宗不一样，因为天台宗会大量地收集经典书籍。可能是因为书籍的大量出版、任何文献都很容易获得，所以禅宗才会对通过书本学习知识的这种方式进行反省。如果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方便地找到书籍，那么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的内心问题。因此禅宗是在唐代打下了基础，但是到宋代开花结果。另一方面，道教和儒教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禅宗的影响，出现了内丹思想和心性论，这些都与宋代陶瓷的宗教性、精神性相通，所以宋代确实是一个思想与宗教大奔流的时代。

不管是陶瓷、书籍，还是宗教，唐代以前与宋代以后都很不一样。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所以他提出了“唐宋变革论”。那么唐代和宋代文化究竟有什么不同，具体说，精美写实的唐三彩，和纯粹抽象的宋瓷，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就拉开帷幕，从宋王朝诞生之前二百年的唐玄宗时代开始说起。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