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余英时在香港去了新亚书院，开始了他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认真的研究。不过在那段时间当中，他也花了相当的工夫，对于西方关于文艺复兴时代之后的历史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认识跟理解。

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部分，他跟随着钱穆，这个时候他的主要的领域是秦汉，他在这个时期曾经写过对读郭沫若《十批判书》和老师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的文章。不过，那个文章不算是学术性的，他真正写的第一篇学术性的文章，他所处理的主题是“东汉豪族”，豪族和东汉政权建立之间的关系。

然后，他从东汉豪族探索出这样一条连续的历史脉络，就连到了魏晋的名士。这是一篇要讲关于魏晋思想转折（的文章），但这篇文章还没有写完，余英时就得到了机会去到了美国哈佛大学。

到了哈佛大学，他遇到的老师是杨联陞。杨联陞当时在美国的汉学界非常的有名，他被称为“美国汉学界的警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杨联陞一方面非常的博学，另外一方面，他应对当时美国汉学中国研究的这个领域所遇到的一些特殊的现象，他对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面向，多多少少都有涉猎，而且他兴趣广泛，更重要的是，他担负了这个特别的责任。

那个时候美国的学术期刊只要遇到了是跟中国历史有关的学术著作出版，他们首选就是请杨联陞来写书评。而作者如果知道是杨联陞要来评他的论文、评他的书，通常内心都会有点紧张、有点害怕。

因为杨联陞博学，而且眼光非常的锐利。他很快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在你的研究上是不是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他的书评那真的就是没有空话，他不空泛地称赞，但是他也不会随便就给负评、谩骂。他一定就像是拿着一根针一样，一针就刺到，真的就是痛处说：这个地方非常明显地忽略了什么样的史料，或者是在这个地方，两份史料文献其实是接连不上的。他的意见都是这样。

因而，这样的方式，他给那个时代的美国乃至于西方的汉学界非常重要的服务，也就是逼着所有的人在写论文、发表论文的时候，脑袋里面必须要有这个“哈佛大教授”杨联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