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我相信到这里大家应该可以体会《国史大纲》的引论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大文章，不过再进一步地，钱穆另外写了一篇前面所提到的《书成自记》，这里面很关键的是要提醒我们引论跟《国史大纲》的本文不完全符合。

首先，引论的内容是一个高悬的理想，并不代表《国史大纲》这本书实际可以达到的成就。那他特别提到了这是因为书写的条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在引论当中，他就刻意地将《国史大纲》书写的条件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比。《资治通鉴》有几个重要的条件，钱穆在写《国史大纲》的时候都没有。

第一个条件就是司马光有非常丰富的从政的经验，他是在那样一个激烈的新旧党争的环境当中，经过了政治上面的种种历练，然后当然一部分累积了失望才退而去修史。因为这样，所以他的《资治通鉴》背后就有一个实际政治、政事上面的基础。

另外一件事情是司马光花了20年的时间，用了非常多的材料，还得到了几个能干的刘、范诸士的协助，这并不是单纯的私家著述，而且到后来《资治通鉴》就是为了要把这样的史书的内容献给皇帝。很显然，皇帝跟朝廷也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也有或明或暗的协助。

那对照地，钱穆的情况是什么？钱穆没有那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他就是一个学者。不过，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体会钱穆为什么特别提司马光的意思，那也就是他的《国史大纲》书名看起来这么样的简单、这么样的中立，但是引论已经让我们清楚、明白他自己的动机其实是为了“资治”，也就是说他是面对现实当中中国在治理上，乃至于中国在存续上所遇到的严重的问题。就像司马光当时觉得从皇帝到这些士人究竟应该要如何统治天下，应该要如何应对人民，他们在种种的事物上面缺乏了一个依据，所以他才要整理历史上实际的这些事例让皇帝可以看，让其他人可以了解到底应该如何进行统治、治理。

那钱穆遇到的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状况，然而这个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他遇到的是没有皇帝的时代，是读书人、士人在他眼中大堕落的时代，他遇到的是因为人们失去了对于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对于自己的历史任意抛弃、割裂，构成了中国最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