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我们追索禅宗的发展，就发现，到了宋代，禅宗和文字的关系越来越加密切，禅宗的传播也越来越需要文字。那么本来就用文字记录的公案，这个时候又需要更多的文字去解释原来公案的记录，所以实质上禅宗跟文字之间关系是越来越纠结。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禅宗毕竟无法离开它所产生、它所传留的社会土壤和文化气氛。所以不管是从印度佛教来看，或者是从中国思想来看，禅宗像《碧岩录》这样的工作都是革命性的。到了这个时候，禅宗就和原来中国的知识书籍文化当中一股强大的“撰注传统”结合上了。

本来对中国的读书人来说，读书最重要要做的事，不是写文章，不是发表自己在想什么，因为你自己在想什么没有那么重要，那是次要、延伸性的——你之所以能想，是因为有圣贤之前帮你想了，你是从圣贤那里学到了这些内容，这才是中国学问的基本态度。

所以在中国的文人传统、知识传统当中，读书人首先要做的是理解古人所说的话。那又如何证明你理解了呢？那就是写传、写著。所以“撰注传统”在中国根深蒂固。尤其到了宋代，文人文化极度发达，我们可以这样说，像《碧岩录》这种书的出现，更加显现了禅宗和中国文人文化进一步的靠拢。

禅宗本来来自于“丛林”，什么叫“丛林”呢？丛林表示，是世间之外，这是出世法，是在世间以外所成立的新的秩序，或者是永恒的追求。但到了宋代之后，我们就看到，禅宗的知识性质上越来越世俗化，在世俗化过程当中就和文人越来越接近，禅宗也就此影响了中国文人的思想。

倒过来，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另外那一边。在讲宋代理学的时候就讲了，禅宗对于理学所产生的刺激、冲击，到《碧岩录》，那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这是双方面的影响。禅宗影响了宋代中国的文人，还有他们所继承本来中国的传统、儒家的传统。不过倒过来，这种文人的传统，尤其是文字、文章撰注传统，也影响、改造了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