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乾隆的晚年，和珅取得了大权，尤其是乾隆成为太上皇，这时候和珅在乾隆和嘉庆之间传话，他的势力就更大了，因为这个时候又牵涉到乾隆晚年所发生的“苗乱”和“白莲教之乱”。

“苗乱”的根源是苗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冲突。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四，皇帝给军机大臣的上谕当中说：“贵州、湖南等处苗民，数十年来甚为安静守法，与民人等分别居住，向来原有民人不准擅入苗寨之例。今因日久懈弛，往来无禁，地方官吏，暨该处土著及客民等，见其柔弱易欺，恣行鱼肉，以致苗民不堪其虐，劫杀滋事，迨至酿成事端。……看来石柳邓、石三保等，不过纠众仇杀，止当讯明起衅缘由，将为首之犯拏获严办，安抚余众，苗民自然怗服。何必带领多兵前往，转致启其疑惧，甚或激成事端。”（《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百七十》）

他的意思是，贵州、湖南地区的苗人几十年来安静守法，和汉人分开居住，政策上禁止汉人任意进入苗人的部落当中。然而就是因为地方官没有严格执行禁令，才出现了种种欺压苗民的举动。苗乱之起，源于苗民不堪欺压，起而反弹、报复，杀汉人泄恨。

所以最好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冤有头、债有主，一方面惩罚欺压苗民的人，另外一方面将闹事的人抓起来，尽量安抚，就会平息无事了。多派军队去，反而让苗民恐惧怀疑，扩大事端。这个上谕当中的看法很明白：这本来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不应该采取军事手段解决。

然而短短两天之后，湖广总督福宁上奏，表示情况严重，于是引来了新的上谕回应。这次的上谕简短多了：“此事前据刘君辅奏到，朕尚以为不过该处苗民互相仇杀，毋须大办。今阅福宁所奏，竟系逆苗等聚众不法，胆敢抢城伤官，必须痛加剿除。……福康安久娴军旅，屡着勋绩，……沿途加紧行走，以便迅速到彼，相机勦捕。”（《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百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