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这套“重述中国通史”节目的导言当中，我曾经提到，钱穆先生坚持一个人教中国通史的理由和信念，从而他以教学的讲义作为基础，写成了经典的《国史大纲》。就像书名“大纲”所标示的，这本书采取了条列式的“大纲”形式，没有太多的仔细推断和说明，关键的重点是在于书里明确示范了一种新的历史教学的态度：教历史不应该是堆砌史实，而是要呈现历史变化的趋势，以及解释历史变化的意义。

正因为对于历史变化趋势的解释没有客观的标准，不可能有统一的答案，才有了对史学家的挑战，以及史学家相应的责任。每一位史学家必须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要有自己的“史观”。钱穆他们那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不能也不应该接受现成的、固定的观点来讲历史，必须诚实、认真地回到史料，依照你所处理的史料去寻找出所需要的解释方式和架构，那就叫做史观。史观很重要，只有经过以特定观点选择消化过的，才能够称之为史学。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当学生的时代，在台湾，大学里的“中国通史”课程理所当然都是由一位老师从头教到尾。然而，大部分的老师并不了解这样授课的用意，还有这种授课的困难程度，他们所教的历史一般是缺乏观点的，只是堆积了大量的史实，其中有一些甚至是传统留下来的说法，没有经过严格的检验。很不幸的是，那个时代虽然所有在台湾的大学生都必须上一年的“中国通史”课程，但很少有人会因为上了“中国通史”而对中国历史感到兴趣，也很少人因此对于中国历史有更深刻一点的认识和理解，反而使很多人从此留下了“历史很无聊，中国历史和自己、和现实都没有任何关联”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