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看中国：余英时史学简述
大家好，我是杨照。
为老师辩诬：钱穆与新儒家有什么关系
在前面为大家提到了余英时在钱穆去世之后，他所写的几篇文章，后来收入在《犹记风吹水上鳞》这本书里。在这几篇文章当中有一篇很特别，标题很简单，叫做《钱穆与新儒家》。那文章特别在哪里呢？这是一篇四万字的长言，是整本《犹记风吹水上鳞》当中最长的一篇文章。那是1991年钱穆去世了之后不久余英时所写的。可是在这本书原来的书序里，余英时清楚交代这篇文章只收在这本书里。
在那个时候余英时的文章多么受欢迎，到处都在约稿，他的稿子永远都写不完。可是为什么这四万字显然也花了他相当长的时间，完成的长文却没有交给任何的刊物去发表呢？他也明白地说，那是为了要避免无谓的争议，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为什么讲钱穆和新儒家会引起争端，尤其是无谓的争端呢？那就是前面跟大家提过，余英时他外表温厚，但内在个性上有一份强悍。
这篇文章在口气上很温和，可是在内在的性质却是非常的强悍。我们应该把这篇文章视为是辩诬之用的。讲得更明白一点，那就是在这篇文章当中，余英时要告诉我们，请你们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方式诬赖我的老师，你不要把钱穆当作是新儒家，钱穆明明白白就跟这一群新儒家在态度、立场、思想和生命的追求上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不是在说新儒家有这一派那一派，然后我们在这一派那一派中，我老师究竟是属于哪一派。根本就不是。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背后那个很强悍的说法，甚至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转述：那就是我的老师怎么会被误会到这种地步？被跟新儒家放在一起，这绝对是错误的。作为他的学生，余英时无法接受。当然这就牵扯到了他要如何描述新儒家，因为要描述新儒家才能够将自己的老师钱穆还有新儒家划清界限，但余英时当然知道这样来描述新儒家，如果被这些新儒家不只是在这个阵营里，包括这些人的徒子徒孙看到了，那他们当然会心生不满，于是就会产生所谓无谓的争端了。
新儒家的道统观与论证
2023.03.12
精选评论
共 13 条跟着杨照老师读余英时 3，《钱穆与新儒家》，《群与己》 《钱穆与新儒家》也是2014版余英时全集第五卷中的一篇文章，曾收录在《犹记风吹水上鳞》这部纪念钱穆的集子。 余英时用7个章节来说明为什么钱穆不是新儒家，给了钱穆以学术史上卓然的地位，也给了钱穆因为其尊重专业、打破门户，以宋明儒儒家理念自持，必不能妥协理念，加入群体教派的解释。 对新儒家的渊源、理念和各层痛点剖析也很有说服力，包括道统的坚持，在宗系正统和纤弱排外之间的尴尬，新儒家的后发身份与引领价值的教派宗旨的矛盾等。 余英时的框架一向极其清晰，论证严谨，说服力很强，读后，对这些都没有异议，另外，自己记下要去看钱穆的《中国学术通义》的儒学六期说。 但是，我对个人和群体的比较和联系这个角度一直有很大兴趣。 个体的道义坚持相对容易，价值观更接近“应然”，与群体组织的道德、能力和利益平衡，行为方向更接近“实然”。这是我站在今天，时代产生了距离之后，可以排开具体的人和事情，来看钱穆和新儒家矛盾争端的角度。 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又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有志一同，是为朋，合群而不结党，从而在此道不孤的基础上，维持自身的道德高标。 但是就像是在《群与己》中余英时说的，怎么从修身、齐家的私领域过渡到治国、平天下的公领域呢？朱熹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君子不但应该有党，而且，唯恐其党之不众。（《朱熹的历史世界》）。 不仅王质有与范仲淹的朋党之喜，后王安石时代的朱熹看到了，只有结党，才有可能有足够力量进行力量抗衡，才有可能通过党争，把内圣变成外王。 尽管王安石被后世儒家认为是千古难有的行王道的机遇，但是，王安石并不是凭借个人的力量。王安石除了新党，结盟对象还有宋神宗，王安石占据了皇权下的官僚体制运行平台。这样，王安石也就从个体的抱负和道德，变成了群体运行机制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庞大、沉重的既有官僚体系。 同样，王安石面对的是反对者司马光的旧党，不仅壁垒鲜明，而且，司马光也只有结*党才能对王安石的皇权体系有所抗衡。 尽管党禁终结了朱熹的政治生命，不代表朱熹选择的路是错的，即使是现代政治，参政议政的途径也是要两党制，或者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当然，用现代政治体制去对比党争，是不准确也不完全恰当，但是，“个体的力量必须要在群体的平台之上，才有更大的政治力量。”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我对新儒家的理解，从道统跃起上承，到王道实践落地，新儒家选择了自己的路。为什么新儒家要自称道统所系，为什么要变成“类教派”，尽管不是有神论，不在意彼岸，本质上还不是宗教，但是，有了内部层级和社会地位的对应，有了群体和组织的力量，新儒家是某种意义上的群而党，且唯恐党之不众。 当然，就像是余英时指出，新儒家的问题就是道统的判断严格又唯心，威权又小众，不能达成其唯恐党之不众的方向，却又有了群体所拥有的问题，包括个人道德屈从于集体目标，或者最高威权对方向把持失误造成的集体方向偏差，或者内部派系之间的龃龉和争斗，这些都是对的。 但是，和朱熹一样，我相信新儒家的群而党，或群而教派的目的之一，追求的是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有了力量，才可以在20世纪初，和东欧也好，北美也好的思想派别进行抗争。只是新儒家因为各种余英时所说的问题，发展缓慢，没有实力变成真的党团。
整个看理想平台感觉只有杨老师的课周末还更新！杨老师的编辑都这么勤奋！
我最喜欢的钱穆先生的照片，就是他在黑板上写“道统”二字的那张
“由以上分析可见，当时被部分新亚人士视为大叛徒的余英时，[33]其心中委屈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从1977年11月余英时专程去探视病中的唐君毅，到1978年2月唐君毅逝世时余英时敬献挽联，再到2008年为次年在中大落成的唐君毅铜像撰写铭文，称赞唐君毅“风雨如晦，花果飘零，神州哲理犹能续慧命于海隅，先生之功莫大焉”，[34]尤其是晚年肯定新亚求学期间唐君毅对自己的影响仅次于钱穆，都足以表明余英时固然承受了误解和委屈，却并未因改制风波而在感情上断绝与唐君毅的关系。”彭国翔:唐君毅与余英时的交往
提问：为什么，黑格尔的哲学方式，“每一个人的自我坎陷，在良知自我坎限之后，就有了民主”了呢？
一直凭直觉觉得新儒家不咋的，不过今天终于有个明白的解释了
听到杨昭老师讲述余英时先生的辩白，想到了许子东在鲁迅的节目中讲到的文学论战。各种论战离不开的都还是政治。
新儒家如此表里不一么？若真是，我对人性愈加失望了😮💨
红房子 ：我这里的新儒家指的是港台新儒家，也就是节目中提到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诸人。这几位先生力倡儒家心性之学，在其几乎所有著作中，莫不表现出极深的思想见地和极高的道德境界。读其书想见其人，因此这几位先生一直是我心目中学问和人格的典范。现在听杨照老师评评价他们的现实人格，竟然是不容异己的“权威型专制人格”，竟然是如此不与人为善的“将余英时整得很惨”。这实在使我的内心起了大的震动。人的所言和所行能如此分裂吗？果如此，我简直不能再有十分的信心以《论语》相信孔子，以《四书章句集注》相信朱子了。不过回头想想，我也可能是推论过度了，此诸人不能做到言行一致，不代表“人”不能做到。我们至多可以说，思想和言论并不必然能够通贯到行为，而尽可以相互分离。思想家和哲学家并不必然就是道德家或圣贤。人性中，确然含有一使言与行分离之可能性等等。
穆晨 ：个人觉得新儒家和人性也没啥关系吧，国内大陆新儒家面对女性权益，性少数权益的论述简直不堪入目，他们仿佛觉得，现在的文化冲突都是西方的毒瘤，只要返古就可以了，还有在我看来更奇怪的通三通的理论了，国内的的新儒家大师们想着做国师，和权力勾兑。
哇，知识分子搞起来，那也是血雨腥风
一方面，新儒家有以科学民主为名，行反科学反民主之嫌疑；另一方面，新儒家强行用康德、黑格尔的理念套到儒家思想中，并不是取长补短，而是拿来了皮毛丢掉了根子。
穆晨 ：震撼的是在澎湃思想市场看到，新儒家的蒋庆：《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论述一夫多妻自有合理之处大家可以搜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