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前面的节目中提到，魏晋时期放浪形骸的“名士”，只是极少数人，而正因为少数，所以突出。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名士”，其实个个都是贵族出身，都有世家的身份，因为他们受过“礼教”的强烈拘束，才需要用那么激烈的方式来反抗“礼教”。

“名士”们在以生活显现自由，以言论突出“玄学”的同时，他们绝大部分的人都其实都还是“礼教中人”，经学传统仍然在世家大族内部延续着。那时出现了几部有突破性的经书注释，比如何晏注的《论语》，王弼注的《周易》，是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至今仍然流传。也是在那时，出现了后来困扰中国经学研究一千多年的文本，叫做《古文尚书》，直到清朝，经过閰若璩的详细考据，才证实了《古文尚书》其实是由东晋时代的梅赜所伪造的。梅赜能够伪造出欺瞒后人上千年的文本，也显示出那个时代人们拥有深厚的经学知识。

也是在这个时代，有了深深影响唐朝，乃至宋朝的王肃的《毛诗注》，这部著作确立了一种看待、解释《诗经》的规范。而这些，都还不是魏晋经学的核心，在普遍性和重要性上，它们还不足以与“三礼”的研究相比。

如果没有“三礼”中的《周礼》，没有对《周礼》的认识与研究，那么就不会有后来北朝制度的建立。北方的世家大族以他们维系的经学知识，与外来的“蛮族”势力合作，创建出北朝的制度，进一步奠定了后来隋唐制度的基础。北朝、而非南朝的政治制度，是隋唐所继承、发展的。

从这个角度看，隋唐新帝国在思想上依赖的是六朝时期北方世家大族的“礼学”，尤其是他们对于《周礼》的研究。除了《周礼》之外，《仪礼》《礼记》也都很重要。《仪礼·丧服篇》在六朝格外受重视。《隋书·经籍志》记录的与《仪礼·丧服篇》有关的著作，就高达七十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