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如何求生：从东汉到三国
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我们前面的节目中提到了，除了宦官势力不断增强，东汉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大族崛起，那到了灵帝朝的时候，皇帝卖官，相应的，东汉的大族会有什么变化或反应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地方大族趁乱崛起
东汉有一个大族是袁家，袁家和朝廷的关系密切，号称“五代三公”，上下连续五代都有人当到外朝最高的官职，但是到了灵帝朝，袁家的一个子弟袁敞，被送进到皇宫里作宦官，另外一个子弟袁绍，花钱买官。
由大族袁家的例子，我们清楚地看出汉末的变化有多大。过去可以在外朝呼风唤雨的袁家，都必须要看风头改变策略。这个时候宦官才是权力的核心，必须将子弟布局到宦官当中，否则就保持不了既有的地位。还有，皇帝热衷于卖官，就算你的子弟有本事有实力本来可以依循旧有的渠道在外朝当官，那样的官在权力价值上反而还不如买来的官。因此还要安排另外的子弟通过买官进入整个官僚体系。
两次“党祸”之后，它所造成的影响就清清楚楚，“党人”和中央朝廷彻底决裂了。原本由外朝所构成的中央朝廷实质上已经无法运作了。
从一个角度上看，宦官大获全胜，宦官排除了外戚和士族，完成了对于皇帝与皇权的垄断。不过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落入宦官手中的这一份皇权，也已经经历了这样的斗争，也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皇权了，它的重要性和它统治的有效性，都快速地滑落和萎缩了。所以下一波我们看到的事情，就已经更进一步地往帝国的瓦解跟崩溃去发展。
相应兴起的，是地方势力。原本在中央缠斗的三股力量——外戚、宦官、士族，实际上已经斗得三败俱伤，宦官得到的胜利，只能是“惨胜”。中央衰微，地方上的大族大姓渔翁得利，他们的势力就越来越大，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于是东汉的政治场域，就开始从中央向外挪移，这就是后来“三国”分裂局面的根源。
三国割据的状况是一个结果，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东汉的中央政府的彻底瓦解、彻底崩溃，在边境上面，所有的一切，过去跟草原民族之间的那个防卫界限，就随着中央的瓦解，而整个崩溃了。
2022.06.18
精选评论
共 6 条想到袁绍讨豫州前命人写的檄文，最著名的那一句就已经把当时社会对于个性的推崇体现完备了：“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
东汉的“清流”，更像是斗争失败的一方，来硬的不行了，只能来软的，抢占道德制高点和舆论话语权，也算是以己之长，功敌之短，士族反制宦官。 也就是说，有实力的一方鄙视没实力的一方，认为你们就是打不赢嘴硬；没实力的当然不这样看，他认为你们都是道德素质低下，不屑于和你为伍。 从博弈方式的变化可见，双方算是决裂了。毕竟，政治是持续的对话和妥协，当相互鄙视，坐不到一块了，帝国也就分崩离析。 同时，清流越往深处走，就越需要拜托出生、血脉的影响。如果还是高门大姓的天生就道德不凡，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于是，清流的副产品出现了，个人主义兴起。
清议。这种行为感觉在每个时代换个名字到处都有。政治、商业、生活方方面面
重点一：原本在中央缠斗的三股力量——外戚、宦官、士族，实际上已经斗得三败俱伤，宦官得到的胜利，只能是“惨胜”。中央衰微，地方上的大族大姓渔翁得利，他们的势力就越来越大，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于是东汉的政治场域，就开始从中央向外挪移，这就是后来“三国”分裂局面的根源。 重点二：士人清流们通过清议的人物品评标准和说辞，臧否实事和品评人物，逐渐促使个人主义兴起，可以反抗与脱离之前氏族豪族大户的出身论。 汉末发展的这种个人主义精神，对于魏晋思想有着强烈的影响，在中国的思想史上，也有着极其难得的特殊地位。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思想，大部分时期都带有重集体而轻个人的倾向，唯独在魏晋思想中个人主义大放异彩，强调个人价值，而不只是强调人在关系当中所定位的意义，所以后来才会出现了像“竹林七贤”那样的生活方式，也才会有陶渊明诗中所揭示的情调。而这样的个人主义，就源自于汉末的“清流”。
个人主义的兴起和政治因素
支撑东汉政治体制的宦官、外戚、官僚士族三大集团三败俱伤，东汉朝廷也行将就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