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后，佛教兴盛，上述情形有所改变。自从玄奘大量译经，佛学理论大为昌明，其中受中国影响较浓厚的禅宗与净土宗蔚为最重要的宗派。

道教方面，自中古以来，其内容无所不包，于医药、方术诸类，无不有所关涉，内容比儒家的关怀现世秩序，远为丰富与复杂。此时外来宗教对道教也有所影响。道教的发展遂代表了本土思想而采纳外来成分的思想形式。

3. 唐代文化发展波澜壮阔，儒家也不再能拘泥于一成不变。韩愈、李翱尝试在儒家现世务实的传统中，另开足以颉颃的理论。摘取《大学》与《中庸》有关性情德性的讨论，提升为超越意义的形上学。又特别表彰《孟子》对心性及顿悟的讨论，其神秘主义的色彩，颇有可以与佛家本体论与知识论互相发明之处。

4. 宋代儒家在这一方面走得更远。周敦颐（濂溪）、邵雍（康节）从道教思想中借来了太极图及参数之学，建构儒家的本体论。邵康节以“道为太极”，又以“心为太极”，更为此后宋儒理学的道与心之间预留了贯通的余地。

朱熹是中古儒家学说集大成的人物，其学说要旨在于“理”是一切事物的本体。同时代的陆九渊，将理看作“心”，这一学派实开明代王阳明（守仁）心学的大系统。

朱、陆异同，是儒家之内的辩论。然而两家的对立，其实也颇似释氏唯识宗与禅宗的两极对跖。此中因缘，一方面是由于内在逻辑的发展，势所必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儒家深受佛、道两家的影响，在多元思想的融合过中产生了内部分歧。

5. 宋代以下，佛教发展的趋向是从佛学高深的精英层次走向普及的平民层次。这种趋势大约与宋以后知识传布相当普及有关。宋代印刷术已普遍使用，而都市发展的结果是许多都市居民均能接受文字传播的信息。信众的基层扩大，佛教的教理也势难不相对地简化，以因应一般大众的心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