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与人·2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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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隐喻在生活里的作用。
2、什么是疾病隐喻？
3、在诊治麻风病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什么？
4、疾病隐喻会带来怎样的风险？
正文
你好，欢迎收听《传染病与人·20讲》，我是刘绍华。
在前面的节目里，李尚仁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类传染病，像是黑死病、天花、霍乱等，以及这些传染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包括不同大陆的文明与社会接触时发生的大疫情，以及它们对现代防疫与公共卫生的影响。
接下来的10集节目，会由我来接棒，我会从人类学比较文化的视角出发，来谈传染病与文化、社会和政治理念的关系。
1、我们对疾病有怎样的线性反应？
今天这一集，我要谈的是疾病隐喻的影响。
隐喻其实无所不在，但有时反而是我们觉得太熟悉了，以至于都忽略了它的存在。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每当新兴的传染病出现，我们就会担心“瘟疫”来了，很多人会开始恐慌，各种没有经过理性思考或法律约束的人性直接反应，都可能出现。
要是听说有哪位男性感染了爱滋，身边的人可能直觉怀疑，这个人是同志。
要是听到亲友罹患癌症，一般人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还有救吗？但是，我们静下心来想想，其实谁都知道，爱滋不一定和同性间的性行为有关：癌症，更不代表是绝症。
那么，我们为什么经常会有这样的线性反应呢？
这是因为，这些疾病，早就和我们既定的刻板印象，结合在一起了，即使这些刻板印象不符实情，但它们所构成的隐喻，已经超越了现实，成为独立且本质化的存在。
换句话说，就是当现实和隐喻，这两者之间一旦划上等号，它们之间的关联就会慢慢深入人心，即使之后人们发现，这种对等关联并不准确，甚至有点荒谬，这种现实和隐喻的对等关系，也不一定能够移除了。
许多隐喻，就是这样在历史中的日常生活里，遗留下来的，而且我们很习惯在日常的话语体系里使用隐喻，甚至并不自觉。
2、什么是疾病隐喻？
在我们经常使用的隐喻类型中，和疾病有关的隐喻，也就是“疾病隐喻”，算是最常见的一种，而且因为人类都会经历生老病死，所以，疾病隐喻经常和社会中的不同面向结合。
也就是说，疾病虽然是人类不可避免的普世生物现象，但是，不同社会的人，对于疾病的认知与反应却常出现差异，这是因为认知与反应往往是由社会文化所定义的。所以，不同社会中的疾病隐喻，可能会和其他不同的隐喻结合。
疾病隐喻不仅影响我们怎么“看待疾病”，也会影响我们怎么“治疗疾病”。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
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经常会看见“防疫大作战”之类的话语。
你有没有想过，这就是一种隐喻，是把国家的防疫工作，比喻成一场战争。
那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隐喻反映出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又可能连结出什么样的社会反应？
我们不要以为“防疫大作战”之类的话语就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或者只是文学修辞上的讲法而已。在某些情境下，疾病隐喻的作用可能非常大，尤其当我们面对集体、面对大规模的人群时，它就像信仰的象征意义一样，作用可能非常大。
3、麻风的历史
接下来，我就以麻风当例子 ，来说说疾病隐喻和防疫的关系，以及它带来的正面与负面效应：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麻风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染病。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里，文史典籍里，都记载了麻风的深远历史。
比如，在《圣经·利未纪》里就有不少关于麻风这类疾病的记载，如第十三章说：“祭司要察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深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痲疯的灾病。祭司要察看他，定他为不洁净。”
在《论语·雍也篇》里也记录了，孔子哀叹品德高尚的弟子冉伯牛竟然也罹患麻风，因而哀叹：“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古今中外，对麻风的隐喻，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自古以来，对麻风最主要的隐喻就是高度污名的“恶疾”，罪恶的恶；在基督宗教里，麻风则是遭受“天谴”的不洁疾病原型。
到了19世纪，英美为主的西方世界，种族主义盛行，一度把麻风当成“华人”的疾病，出现了许多排华的举动。
麻风杆菌也称为韩森氏杆菌，是一种可引起麻风病的分支杆菌，菌体呈短小棒状或稍弯曲，长约2-6µm，宽约0.2-0.6µm，抗酸染色呈红色（抗酸性），革兰氏染色呈阳性，好氧菌。
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一八七一年，一名华人麻风患者被视为“入侵”美国，旧金山当局把他送到了一所天花医院，将他和所有恶性传染病患者关在一起。
几年后，这间医院的华人麻风患者又被分开隔离，不能和白人同处。他们当时甚至把一部分华人患者引渡到香港。
到了19世纪八○年代，美国之外，如加拿大、纽西兰、澳洲等大英国协成员国，也同样把麻风病种族化，开始限制华人移民。大致上，在十九世纪末的西方话语里，出现了一种观点，就是把华人当作麻风感染源。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并不是的。
即使当年中国确实有众多的麻风患者，但并不是唯一的大疫区。就如我之前已经提到，麻风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染病，世界各地都曾有它的足迹。
基本上，麻风是一种在湿热气候地区很常见的疾病，尤其在卫生状况与营养不佳的农村穷人中更是常见，在亚洲、非洲、美洲都很多。
麻风在中古世纪的欧洲也相当普遍，14世纪后西欧因为生活与医疗水准提高，疫情才明显下降。
但是，北欧的挪威到了19世纪末，仍然有很多麻风患者，挪威在一八五六年建立的全国麻风统计，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疾病统计资料库。挪威医师正是依据这个资料库，首度提出流行病学的归纳证据，认为麻风是一种传染病，开启了现代科学的麻风研究。
回到我们原来的隐喻话题，目前为止，我已提到了麻风疾病隐喻的两个层面，一个是有如天谴、不洁、令人恐慌的“恶疾隐喻”，还有与华人有关的“种族隐喻”。
这两层隐喻，指出了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及麻风跟华人之间的刻板印象连结，让中国承受了有如“东亚病夫”的国际污名。就这个集体污名的意义而言，麻风又因此具备了民族主义的“政治隐喻”，让中国近现代呼吁改造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都呼吁开展公共卫生，以铲除麻风。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更进一步阐释了麻风的政治隐喻。当时，中国有许多被认为是“国耻”的疫病，如鸦片烟瘾、性病、肺结核、血吸虫病、麻风病等，都必须消灭，以重建中国体质。以麻风为例，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麻风的主要患者大多是农民阶级，所以关注麻风，就是关注劳动人民的标志。这就是麻风的第四层隐喻，也就是社会主义的“阶级隐喻”。
讲到这你应该理解了，从一九五○到一九八○年代的中国，麻风不仅是恶疾的隐喻，也成为了建国大业下政治和阶级的隐喻。解决麻风这类疫病，就和对抗“帝国主义”的“爱国卫生运动”一样，成了革命建国的重要目标。全民投入的防疫实作在“爱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隐喻中，就采行了军事化的手段。
4、当疾病遇到军事化手段
军事化是什么概念？
简单说，就是强制指派、强制隔离、服从命令。
一九五○年，中国卫生部第一次提出麻风病的官方文件，一九五六年中央公布《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在这个以农业为名的政策中，纳入了农村卫生防疫，血吸虫病、鼠疫、疟疾、天花和性病、肺结核、麻疯等疾病，都被点名。
1957年又在山东济南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麻风防治工作会议。
这么积极地展开麻风防治工作，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麻风是高度受到污名歧视的疾病，怎么开展工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社会情况是什么样子：
例如，1951年在云南，民众因为恐惧而向县委书记反应，要求烧掉病人，干部就以分享革命的胜利果实救济之名，把病人骗了集中起来，总计烧杀了110名患者。
另外，到了1957年，广东当地仍发生四百位民众因为恐惧，拿着锄头、刀，拆除麻风病院的墙，驱逐病院干部，当地公安在冲突中向民众开枪，造成五人死亡、八人受伤的动乱。
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想像，当时对于麻风的恐惧歧视仍然非常强烈。
那么，谁愿意从事麻风防治的工作呢？医疗卫生人员到哪里找？
自从西方的福音医疗将生物医学引入中国以来，麻风病在中国，主要是放在皮肤病的科别里。但是，在1949年之前，皮肤科并不是中国医疗界的主要专科。
中国一位著名的皮肤科医师李洪迥曾经回忆写道，以首屈一指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为例，从美国医师傅瑞思（Chester. N. Frazier）于一九二二年在协和创立皮肤科，到一九四一年的十九年间，傅瑞思在三位来自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教授协助下，培养出八名中国皮肤科医师，其中便包含李洪迥本人、北京胡传揆与上海李家耿等著名医师。中国本地皮肤科医师的人才养成比较缓慢。
更重要的是，1949年后，大部分的外国医师都有福音医疗的背景，都不得已而离开中国了。那么问题来了，大规模的全国性麻风防疫就要展开了，医疗人力去哪里找呢？
长话短说，1950年代开始的做法，就是沿用民国时期，有过麻风防治经验的机构人员，包括原来的教会和公立麻风病院、防治所的人员。另外，也增加新的人力管道，包括从现有的医学院教授、医疗卫生人员、医学院毕业生当中指派那些原本并未接触麻风专业的人，来从事麻风防治的工作。
至于指派的标准，从来不曾有过任何文件公开说明过，但是我曾经访问过许多资深的麻风医生，从他们的生命史访谈里，或者是一些个人的纪录来看，几乎都是家庭政治成分不好，或是犯过错误的人。
而这些医疗人员，当时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无法推拒指派，只能接下任务，不断自我说服是“为人民服务”，认命地投入麻风防疫的工作。
5、疾病隐喻带来的风险
说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来看，麻风连结了恶疾、民族主义、阶级等多层次的隐喻，就是在这样的多种隐喻之下所展开的麻风防疫，发挥了集体动员、强制执行的效果，让中国在1980年底，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在国家层面上基本消灭麻风危害的万分之一盛行率的标准。
从这段三十年的麻风防疫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疾病隐喻的力量很大。
在国际上，隐喻带来可怕的污名，造成排华举动与刺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卫生革新念头；
在国内，隐喻可能扩大防治动员规模，发挥精神号召的防治作用，看起来在国内这是正面的效果。
《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刘绍华 著
这样看来，疾病隐喻是值得提倡和推广的吗？没有负面效果吗？有的，但在讨论负面效果之前，我们先从理论的角度来思考一下隐喻的使用。
从刚才讲的麻风例子来看，我们可以看到隐喻的出现和运用，至少包含两个社会过程，就是刻板印象，再加上创新。
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人们可能运用既有的社会默契，通过隐喻传递一种定性的标签，直接将不同的事物进行类比，然后把这种对等，视为理所当然。
这就是一刀两刃的意义，隐喻能带来达成目标的效率，也能带来心照不宣的负面效应。而操弄隐喻带来的负面效果，便是最令人忧心的后果。
从以上麻风防治的例子来看，等于是把具有负面隐喻的麻风病，和具有负面政治阶级隐喻的人给串在一起了。
这些政治成分不好的医疗人员，就这样被迫从事医疗界认为最底层的卫生工作、去照顾位于社会底层的麻风病人。当疾病、政治与医疗上的负面隐喻加乘的结果，就是污名歧视比以前还要牢固了。
也就是说，即使在看得到的层面上，防疫成功了，但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医疗人员和病患，他们承受的情绪压力和污名歧视，从来没有消失，社会依然没有检讨对于麻风的歧视污名。这是对于这些众多个人的损失。
那么，在国家层面有什么损失呢？
那就是，虽然初步的防疫成功了，但麻风病毕竟没有消失，可是新一代的医疗人员，却不愿参与这个至今依然饱受歧视的疫病防治了。
麻风防疫的历史让我们思考，我们应避免疾病被污名歧视、民族主义、种族区别、阶级划分的教条隐喻给定性了，也不要轻易地在防疫中使用战争隐喻，在这些极端隐喻下完成的防疫，一定会留下很多非比寻常的例外状态，回避掉社会进步必须有的透明公开与讨论。
比如，虽然战争隐喻、军事化防疫的口号可能最初只是为了表达决心、动员群众。
但在隐喻和口号喊得震天嘎响的时候，就会忽略极端隐喻，可能引发的不当联想与做法，以为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容许不惜一切代价、用尽各种手段，只为打赢这场战争。
或者，把病毒带原者当成敌人，为了打赢战争，忘了病人需要的是医疗照护，而不是把他当敌人一样排斥、隔离、消灭，防疫就成了人与人的对抗。
前面我们提到，疾病是人类不可避免的生物现象，但人们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反应，往往是由他所在的社会文化定义的。
不过，文化是可能变迁的。
美国著名的作家Susan Sontag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疾病作为隐喻》，书里比较了19世纪的肺结核和20世纪的癌症与爱滋病。
苏珊·桑塔格（英语：Susan Sontag，1933年1月16日－2004年12月28日）生卒于纽约，美国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她被认为是近代西方最引人注目、最有争议性的女作家及评论家之一。
她认为疾病隐喻的使用，让人们经常对于患者施加偏见与歧视，因此呼吁停止使用疾病的隐喻。她认为看待疾病最真诚的方式，而且也是患者对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就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的思考。
结语
今天是一个文化交流频繁的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的讯息也可能影响不同社会中隐喻的生成、流通、转换或终止，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其他地方人群经历过的反思，值得我们引以为鉴。我们应放下疾病的隐喻，让疾病和防疫回归生物、科学与人道的本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刘绍华，我们下一集再见。
*相关资料引自维基百科
2020.06.22
精选评论
共 35 条《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强烈建议大家看一看。几乎是学社科的基础书了。
一隻觸角向前行走 ：謝謝推薦
爱死这节目了 除了慢 没毛病🥳
所以才说学医救不了中国吧
1951年在云南，民众因为恐惧而向县委书记反应，要求烧掉病人，干部就以分享革命的胜利果实救济之名，把病人骗了集中起来，总计烧杀了110名患者。 ？？？？？？？？
土豆 ：民众请求烧死病人！官员就同意这就是民主！愚昧无知的乌合之众。
糖衣 回复 十字花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老师声音也好听👀，爱
请问老师如何看待基于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造成的隐喻呢？就是说某些隐喻并非空口无凭的，而是有一定数据支持的，而回避讨论是否会造成对传染病传播的控制能力。
酥酪七 回复 海鸽 ：你说的是处理的手段这已经超过了隐喻的讨论范畴
酥酪七 回复 王仲山 ：我们想讨论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你可以自己提问或者有自己的想法，但并未解决我的问题。
民众请求烧死病人！这就是民主！愚昧无知的乌合之众。
疾病的污名化远远不止这些呢~
老师的《我的凉山兄弟》都绝版了。
韬 ：淘宝有！
王仲山 回复 是孔刘啊 ：我也不知道。
😥难过…唉
听这个课，太长见识了!
每周一等更新真的辛苦 等来了也高兴
听得激动了又
…心情复杂。
讲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