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胆的猜想，“有条件的合作者”怀抱善意，也是觉得绝大多数还是值得信任的，故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偏向选择合作，但在实验过程中对方占了自己便宜，则会对其失去信任，不再选择合作。这样看来，与上一讲“信任”也能联系起来，毕竟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吧。

这个公共品博弈实验好有趣，虽然非常简化了，但是还是可以研究出一些公共行为 ---比如“搭便车”。：“在系数比较低的时候，个人捐赠率会随着小组规模扩大而提高。系数比较高的时候，比如系数变成了2，3的时候，个人捐赠率反而会随着小组规模扩大而降低。”系数大于1=共同努力有经济意义，但为啥系数较低的时候个人似乎更有意愿和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而系数变大了就“自由散漫脱离组织”呢？实际案例也有，比较税收和福利政策差别很大的地区，类似北欧和新加坡，也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趋势。这就更有趣了，现实生活中这个“系数”是个未知数而不是事先确定的，但是可以有预计。所以是税收和福利形成了稳定的系数，系数造成了公民的行为，还是也有一定互动作用，行为加强了对系数的预期呢？

文章最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这些人的善意真正释放出来，促进人们真挚的合作，提高人们的福祉”？我觉得从根本上说，可能消灭资本主义是终极解决方案。

带有条件的合作是大部分人的天性？所以这就是人类社会为什么那么需要leadership么，得有人带着我们一块儿把事情干成才行？

想到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里面关于查干湖渔民世代保持的“猎杀不绝”，至今一直印象深刻。那里的冬季渔场应该也属于公共资源吧，但是最后能达到这种均衡，感觉也有惩罚机制在起作用，而不仅是激励机制。想请教一下，这个关于公共品博弈实验有过研究过如果加入惩罚机制结果会怎样吗？以减碳为例，如果大家都选择不合作，那么最终是不能保持现状的，而是会有损失，并且这个损失会不断增加。

以后能再讲讲老年经济学吗？前面的一期曾经短暂地提到过，在人生的最初和最后的阶段，也就是童年和老年的的一些经济规律会不太一样。比如合作问题，如果我已经耄耋之年，在公共池里面的投资决定一定和我在而立之年的决定很不一样。

有个问题。刚刚梁老师说的是站在个人的角度来分析。如果站在集体的角度分析呢？ 假设一个团队里有一个圣人，一群普通人（有条件合作者）和一些搭便车的。随着合作次数的增多，整体合作的积极性会下降。如果圣人想挽狂澜于未倒，他会有什么方法么？ 把那些搭便车的剔除出去？可是很多时候很难做到啊…团队最终的“僵尸化”是否是必然的？

梁老师太博学了

最近没有特别好的美剧。只能每天追梁老师。

实验经济学真的很好玩啊！

神经经济学，光听名字就觉得好酷呀！

大多数人是有条件的合作者，这个还是蛮符合蛮直观。想到宰予提问井有仁焉，好人不被辜负要比坏人受到惩罚来得更重要吧。

六一快乐，梁老师

实验经济学是不是也在不断探索哲学上“我是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