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李文杰。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聊到了现代外交制度在晚清的诞生。那么，在今天这集番外里呢，我们就来通过一个细节，也就是当时驻外领馆的经济状况，来看看这一制度运行初期，它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

 

1906年1月，农历腊月底，伦敦的波特兰透着阵阵寒意。这里伫立着大清国驻英使馆。馆舍租赁的是一栋六层楼房，大小房约有七八十间，靠一大一小的两部楼梯连接上下。一月份的伦敦，下午四点刚过，太阳便已落山。盘旋的楼梯上，安装着七八盏电灯，为保证人员上下的安全，现在全都打开，可楼里仍显得十分暗淡。

在一间简朴到寒酸的屋子里，驻英公使汪大燮正在往国内写信。四个月前，他以外务部参议的身份被派往美国，追踪日俄两国在战后的和谈。在美之日，他又接到上谕，命他直接赴英就任驻英公使一职。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公使，一上手就是大国使馆的当家人。等他到伦敦办完交接手续，马上就遇到眼前最大的难题——钱。于是，他写信给堂弟汪康年大吐苦水。

作为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除了掌管伦敦的馆舍，还要负责在英国殖民地新加坡的总领事馆，两地的开销，由他统一调度。他在信中列出了一个开支清单：馆内的年收入是库平银六万两，平均每月五千两。其中，八百两要支给房租，两千四百两要支给参赞、随员和洋员作为工资。这样，还剩一千八百两。汪大燮的薪水、办公经费和各种杂费全都在这一千八百两之内。他还要支付洋仆人的工资二十五镑，电费十二镑，煤气费七镑，煤炭费五到六镑，自来水费四到五镑，电话费一镑，信纸邮票费五到六镑，中华会馆捐七镑，善捐二镑，清洁费二镑，马车费十镑，华仆、学生的吃饭用度七十镑。这些雷打不动的开销加起来，每个月一百五十余镑。按照当时约六比一的英镑银价比，约为银一千两。也就是说，汪大燮可支配的月收入，只剩下八百两左右。当时正处年关，他要打点和疏通与北京的关系，给军机处、外务部各处王爷及堂司官员一大笔“炭敬”​，一下就要用掉四五千两，相当于他半年的可支配收入。作为外交使节，汪大燮还必须与伦敦的外交界交际应酬。面对被掏空的钱包，他只能摇头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