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是张钊维，欢迎来到《听，岛屿在唱歌——台湾民歌、文化与社会变迁》。

上一期，我提出了 五四白话文运动与台湾民歌运动之间，跨越一甲子的关联，现在是这个主题的下半集，我们延续这个话题。首先，我要从台湾自己的历史经验，来论证这个关联。

2024年，我担任了系列纪录片《两岸家书》的联合总导演，其中第二集提到了日据时期，一位从台湾去到北京念书的年轻人，叫张我军。他在当时北京的环境中，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回想起台湾家乡的年轻人们在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统治下， 萎靡不振的样子，于是提笔写了一篇热血澎湃的檄文，叫做《给台湾青年的一封信》，痛批旧时代文言文，主张解放个性的白话新文学，发表在当时的《台湾民报》上，随即点燃了台湾版的新文学论战，影响了一整代日据时期的台湾文艺青年与知识分子。

到了1949年之后，曾经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学者、文化人、教师，跟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五四运动的某些余绪、血脉就通过他们，在台湾的战后新生代心中播下种子。这就是在我们之后的番外中，作家杨渡会提到的“渡海传灯人”。到了我上高中的1980年代中后期，这批文化人与教师即将退休，我很有幸地还能够得到他们最后的熏陶，比方说李安导演的父亲李升，是我高中校长，我还清楚记得每天早会时，他站在升旗台上背着双手讲话的样子，温文儒雅，到现在，他还是我心目中所谓民国文人的形象代表。

在台湾，凡是战后婴儿潮世代，几乎都会受到这群文人的影响，那么也就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系，并且这些熏陶也反映在民歌运动的作品当中。

我们来听很多人都熟悉的《再别康桥》，这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台湾民歌运动身上，最为鲜明的印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