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理学在明朝的发展。

我们看到从一个面向上，理学在明朝固定成为一套答案，不再是活的、变化的、可以应对真实生活的思考，而变成了培养、选拔官僚的手段。

明末清初黄宗羲编撰了重要的《明儒学案》，挑选吴与弼为明朝前期的理学代表人物。吴与弼的核心思想是认定：最了不起的圣人是尧、舜、周公、孔子，他们建立了质上面的至高典范，无以复加。但是换从量上看，后世还是需要人才，来增加、补足圣人的量。在程度上，不可能超越尧、舜、周公、孔子，但是不能一直只有远古的这些圣人，要有人想办法追摹学习圣人之道，让自己成为和圣人一样的人。

也就是必须要有一种志气，每天发一个念头、做一件事，都仿佛看到圣人就站在眼前，以圣人为标准来检验自己、提升自己。

吴与弼的成就在于将成为官学的理学重新内在化，重新和士人的生活、修养联系上，让理学重新有了可以改变生命的力量。他一辈子没有做官，在给朋友的信中陈述了他的精神与追求：

“足下又云，虽能一时理会纸上陈言，于身心竟无所裨，此语尤有意味，正好商量。盖人患不知反求诸己，书自书，我自我，所读之书徒为口耳之资，则大失矣。 （《复曰让书》）”

世俗之人不理会我，我以他们的态度来自娱；世俗之人嘲笑我，我也因他们的嘲笑而感到自得。我每一天光是努力要亲近圣贤都来不及了，哪还有闲工夫去理会其他的？最糟糕的无过于不懂得将书中的道理和自己的生命联系上。书是书，我是我，读书只是从耳朵进去、从嘴巴出来，表现给人家看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