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我们再来看苏轼他之所以写词，有些什么样特别的原因。

他写词，一重的原因还是要大大地感谢柳永。我们在介绍柳永的作品的时候曾经提过，柳永犯过很大的错误，因为听说仁宗皇帝喜欢唱他的歌，他特别上表，为了自己的前途，希望皇帝会重用他。但仁宗皇帝明白地拒绝了，而且传出来，仁宗皇帝甚至因此不再听他的词。

那可就麻烦了。麻烦在哪里？一部分是柳永个人，另外一部分也就等于是从仁宗朝到神宗朝，皇帝的做法基本上坐实了词的地位，让词翻不了身。柳永的遭遇说明了这一切：词是不入流的。皇帝一旦被人家知道喜欢词，不可以，不要，因为这是不入流的东西。

因为它不入流，所以也就逼着文人，如果要写词，不能再写这样的词了。

像欧阳修或者是晏殊，在他们比较早的时候，还能够用文人的身份去写词。到这个时候一看柳永的状况——欧阳修人家可以当到宰相，还是继续写他的艳词；但柳永做不到，不要说是做宰相，甚至真正好的、像样的职位都没有，只能够做到员外郎，很惨。于是也就让有着功名前途考量的这些文人，不愿意、不敢再这样写词了。

苏轼借这个机会就打出了一条路来，意思是我不要这样写，词必须要变。词如何变？苏轼就示范了这条道路，让词因此而变，从这种方式来变。

苏轼前后留下了三百多首词，数量相当大。不过如果从时间上看，基本上都是熙宁年间之后所写的的，另外有道理——当然和新旧党争有关系，更关键地和乌台诗案有关系。

前面在读苏轼的作品的时候就提过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当然影响很深，这案子怎么发生的呢？基本上就是有人拿苏轼所写的诗去告状，说诗里面放了多少不方便、不对劲的内容。这你很难辩驳，因为诗人家可以用笺注的方式，说你在表达什么。

于是这就不止影响到苏轼，事实上是整个影响了宋诗的发展。到这个时候就让人感觉，文人写诗，尤其是在官场上的文人写诗，那是要担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