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小兵。

这一集我们继续来谈谈钱穆先生，同时也会从钱穆先生的故事出发，谈谈余英时先生的故事。

抗战爆发以后，我们都知道，钱穆写的《国史大纲》风靡一时，连陈寅恪先生都认为这是本大书。

当然了，这本《国史大纲》我想可能一些看理想的朋友们应该听说过或者阅读过，这是一本经典的通史著作。我们讲20世纪中国的前半期，还是有很多通史著作出现的，包括萧一山，包括吕思勉先生写的《白话本国史》，而这些通史作品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还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试图对中国历史文化做一个宏观的叙述，其实是类似于教科书的，试图来讲中国历史文化中一些好的方面，尤其是士大夫政治、士人政府、科举体系、文官制度等方方面面，包括他反复谈到的，中国历史上文化和权力的那样一种结合，有文化的人有权力，有权力的人也是有文化的。

我想看理想的朋友都非常熟悉，你会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化是靠那些官员在维系的，大部分都是靠官员维系，而这官员本身，大部分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的，你会看到，无论我们读《岳阳楼记》也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还是读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也好、《念奴娇·赤壁怀古》也好，后来比如王阳明也好、曾国藩也好，中国历史上那些典雅的精英文化，都是士大夫，同时是以官员的身份所留下来的。所以有权力的人，同时是有文化的，有文化的人也是有权力的。

可以说，中国的历史文化在钱穆看来，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特殊的构造，所以一直能够绵延不绝，这文明、文化能够一直延续下来不被中断，是因为有权力的人对于文化人是有尊重的，有文化的人也是有机会参与这政治权力，来践行“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的观念。

而且中国传统社会有一种流动性，在钱穆看来，也是一个优点。科举制度的开放性、权力体系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并不是严格固化后的等级体系，我觉得这也是钱穆写作《国史大纲》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