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李浴洋，欢迎收听《文学的现代中国》，在上一集中，王德威老师和黄锦树老师一起讨论了包括黄老师在内的南洋文学的各种各样的话题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尤其是黄老师和王老师二位的阅读、观察和思考。

这一集，我想追问王老师一个更具体一点的问题。您刚才谈到，在哈佛的课堂上和同学们一起讨论《鱼骸》这篇小说。黄老师在 30 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这样的标志性文本其实有好多篇，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一篇进入您的课堂？

另外，这可能也不是您第一次讲述这篇小说。那您有没有留意过，不同代际的哈佛同学对于这篇小说的不同反应？或者，您本人在不同的时刻来重新讲述这篇小说时有没有不同的心情？

这个我从一个笑话开始讲。我在90年代末期，还有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曾经两次主编了所谓“当代小说家”的系列。这个系列邀请了两岸四地的不同作家来提供他们的近作，形成一个所谓的广义的现当代文学大传统。

我当时和锦树联络，他乐意提供了他的作品。之后，我很努力地写了一篇我阅读黄锦树的心得，我的题目是《坏孩子黄锦树》。结果过了一阵子，黄锦树写了一封信，把我训了一顿。他说完全读错了，他很耐心地教导我里面的象征。

不管怎样，他至少原谅我，我还把它收入在“当代小说家”的系列里。这是黄锦树的个性，有几分话就说几分话的个性，而且是火爆的对真理执着的个性。所以我在之后阅读或者教黄锦树的作品，真是战战兢兢的。

《鱼骸》这个作品，它其实非常复杂。在引导学生进入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语境里面，首先得把不同层次的时间、历史背景给弄清楚，包括马共在1940到50年代从殖民来到独立的过程，包括了当时国家的紧急状态、包括了新村政策，以及对华人定居者的一种大规模移民式的处置，等等。

然后再接下来，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马来西亚的内部政争，又牵涉到从马来西亚到台湾的几代留学生文化。最后才回到1990年代台湾历史境遇里的一位留学生，后来成了中文系的一位文字学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