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黄剑波，欢迎收听《成人及成为人类学家》。这一集的内容可能会对一些听众有些冒犯，先在开篇跟大家预个警。

2007年8月，人类学家张跃宏在《美国民族学家》（American Ethnologist）刊载了一篇关于中国男科的民族志研究——《中国男科诞生记：正在生成的欲望主体》（The Birth of Nanke (Men’s Medicine) in China: The Making of the Subject of Desire） 。

这篇文章，是根据他在中国的北京还有成都等地做了大量有关男科诊疗的田野研究而写成的，他敏锐地发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阳痿这个词突然在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上流行开了，“阳痿”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了中国的一种流行病。

我们现在在一些城乡结合部的电线杆、市集上的传单，还有一些城乡交通工具的座椅靠背后面，药店的荧光牌上，也能经常看到有关“壮阳”或者“治疗阳痿”的广告。那男性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会有怎样的一种感受，女性又会有什么想法？这个现象里有着男性主体与“阳刚之气”甚至是社会转型之间的密切互动。

同时，伴随这种阳痿作为一种疾病的“流行”，有不少的医院纷纷开始设立专门的“男科”门诊，甚至还有专门的男科医院（男性生殖医院）开始出现（当然，这其中不乏一些“莆田系”不孕不育医院）。

如果我们顺着这些现象，去追溯阳痿的当代史，借用前几期谈到文化建构的社会学方法，就不得不把这种现象和当时的一个大的背景联系起来，那就是“改革开放”。

那么问题来了，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有人阳痿吗？或者说，阳痿这种隐症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吗？还有就是在这以前，人们都是用什么医疗手段来治疗阳痿的？或者他们去看医生了吗？

那今天我们来聊阳痿这个话题，以及有关阳痿的羞耻感和一系列治疗阳痿的行为。

在谈论阳痿前，我们也许还需要聊一下，什么是阳痿，或者男人为什么会阳痿？但是对于定义任何一种疾病来说，都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在不同的文化认知体系里肯定会存在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