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在前面的音频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和韦伯之间的密切关系。

余英时很敬重韦伯，敬重韦伯的学说，但他绝对不可能接受韦伯在他的著作《中国的宗教》当中对于中国的描述。因为余英时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的研究者，因而他在1980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跟条件，使得他手上拥有我们可以说是马克思式提问而产生的一批新兴的特殊的史料，他就要运用这些史料来重新思考中国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那马克思的提问从他对于人类历史的研究，还要再加上恩格斯乃至于斯大林更进一步的修订，产生的历史唯物论的阶段论。历史唯物论主张人类历史都是由下层结构决定上层结构。下层结构的生产力经济变化发展是有一定的顺序的，因而上层结构也就必然沿着同样的阶段而产生。从原始共产主义进入到封建主义，再从封建主义进入到资本主义，接下来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类的历史必然是这样走的，这是马克思他自认的科学真理，所有的一切变化发展必然是走着这条路，依循这样的阶段的变化。

但是在20世纪，前面有俄罗斯的共产革命成功，接着又有中国共产革命成功，就掀起了巨大的理论问题。1949年之后，没有人能够否认，因为明明白白地出现了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个新的国家，那在定义上这个新的国家也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是回头看，依照马克思的“五阶段论”，依照历史唯物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是要在资本主义发达到最烂熟的时候，因为有资本主义最高度无法解决的内部矛盾，摧毁了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长出了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公式，这也是科学的真理，是颠扑不破人类历史必然发展的模式。

但麻烦了，中国已经到了社会主义的阶段，但是回头看，那个革命的“资本主义废墟”在哪里呢？应该是在哪个废墟上才建立起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天堂。资本主义在哪里？从任何的角度，用任何的标准都很难说，中国是1949年已经有了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在那样的状况底下而有成功的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