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看中国：余英时史学简述
大家好，我是杨照。
余英时关于汉末到魏晋这中间思想的变化的研究，特别强调了有一种“士”的“群体新自觉”出现，而“士”的“群体新自觉”，就连带地产生了这个时候风起云涌、非常重要的“划界线”的活动，然后去描述属于自己的人长什么样子。
于是，这就联系到东汉末年非常流行的“清议”。余英时认为要了解“清议”，应该是放在这样的一种“群体自觉”上来解释，可以看得最清楚。
“清议”：“他” “我”群体的界限划分
“清议”是什么？那就是去议、去分辨谁是“清”的、谁是“浊”的，那“清”的是我们自己人，是这个群体可以肯定的人。不在“清议”肯定范围内的，那就是“他们”。所以“清议”其实就是在分：谁是“我们”、谁是“他们”。这对于“群体意识”的作用而言，把这个界限划出来非常的重要。这界限划得越清楚，也就表示“我群”、我们这一部分的团体的团结力量就更加的强大。
那于是“清议”就必须要设定标准来予以分辨，什么样的人是对的、是“清”的，什么样的人不是的。刚开始的时候，那“议”，大家来谈这个人是好人、坏人，来进行“分”。接下来评论谁和谁相比哪一个比较高呢，哪一个比较低？再下来就变成了“分类”，什么样的人应该属于我们认可的群体标准底下，他合乎哪一个标准。哪一些人可能合乎了五项标准，另外一些人也许只合乎两个、三个标准。“清议”是从分辨人开始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因为它牵涉到“群体自觉”。
随着当时的时局变化，这一份“群体自觉”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在这里有一个自己的群体有高度的“自觉”，这个“自觉”建立的过程当中，坦白说就是拿别人作“垫背的”，是靠着说这些人不如我们，这些人是坏蛋，这些人代表的是在我们之外的污浊的世界、污浊的社会，用这种方式标榜、标举自己。
2023.04.26
精选评论
共 5 条人这种社会动物，天生就有组群的需求。在社会压抑之时，东汉末年的士大夫们，一方面当然要与宦官、外戚等群体划清界限，一方面也要抱团取暖，两者又会相互强化，士大夫们逐渐形成了一套共同认同的道德理想操作指南，也就是集体精神自觉。但是，这种精神自觉又遭遇到现实的摧残，皇权衰落，皇帝都朝不保夕，怎么办呢？向外是深重的无力感，只好向内挖掘，体现出个人价值，这就需要彰显出不同之处。当他们向历史深处寻找精神资源的时候，不出意外找到了庄子，即使现在，现代人在落魄之际，也往往会躲到庄子那去。我就没见哪个人风头正劲之时，会说自己读庄子的。庄子的“齐物论”，肯定不同事物的价值是平齐的，这既为他们的叛逆越轨行为提供了精神资源，又为攻击主流压抑的伦理道德补充了武器弹药。
群体自觉和个体自觉的产生有其思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
群体自觉到个体自觉，实为群体秩序与个体自由之争。
在这里，追求“独立”的“个体自觉”并没有成为文化主流。
早上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