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余英时生命当中重大的转折，那是发生在1950年，他从原来在北京念燕京大学转到了香港的新亚书院，这当然是很大的一个生活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在思想跟知识上的改变。

我们今天去到香港中文大学，朝着新亚书院的方向走的时候，你会看到等于是在新亚的入口会有那样一片石墙，石墙上就刻着当年新亚书院毕业生的名录，其中墙上第一届第一位新亚毕业生，赫然写着的就是余英时。不过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新亚书院可不是今天隶属于香港中文大学，是中文大学创校三大学院之一的那个新亚书院，在草创期其实新亚书院非常的简陋，几乎完全依靠它的创办人钱穆，他的强烈的意志跟坚韧的精神才能够撑得起来。没有固定的校舍，也没有多少学生，老师能够来上课的其实也不稳定。然而也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余英时就跟老师钱穆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那样的一种非正式的学校体制里，他等于是和钱穆老师日夕相处，最主要在学问上就是跟老师读钱穆所写的《国史大纲》，读《国史大纲》，然后他有了任何的想法，就和钱穆讨论，钱穆就会告诉他，在国史的认识当中，后面应该要去接触哪些史料，这些史料用什么样方式来阅读，这样一段一段地读《国史大纲》，这就变成了他跟随钱穆最重要的文化跟历史教育。

到了1955年，他离开香港，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他的指导教授是杨联陞，不过杨联陞讲到他跟余英时的师生关系，他永远都是说余英时是“带艺投师”，就表示说其实杨联陞并不是在史学上的余英时真正的老师，他去见到了杨联陞，跟随杨联陞的时候，他对于史学方法，他在史学的著作，乃至于研究的方向，其实都已经非常的清楚，那很显然是钱穆帮他打下来的基础。甚至他到哈佛大学的时候，他的行囊里是装着后来在新亚书院上面所发表的论文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