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讲了《人物志》完成了对于“识人”目的认知的巨大转折。在《人物志》中，“识人”重在对人进行分类，而不是为了要去讨论或进行如何用人的选择。

如果不是为了“用人”，为了择别人才，那干嘛还要“识人”呢？最接近的答案或许是：因为“识人”是一件有趣的事，可以在智识上得到高度满足，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在这一点上，“识人”的活动和“谈玄”并无二致，因为“谈玄”也没有明确的用处，纯粹出自于智识上的乐趣，因而吸引了魏晋的名士们。

另外，“识人”是一种“品”的活动，《人物志》提供的是“识人”的方法，名士们借由这些方法，可以更细密地来“品”人，察觉、体会、讨论人的差异和人的特殊性。“品”与“用”脱离了联系，不仅“品”独立于“用”，而且很明显“品”高于“用”。

这种态度更进一步影响了对人的评价，“用”的标准相对不重要了，一个人身上具备可以做官可以掌握权力的素质，这在过去很受重视，然而到了这时候，这种素质逐渐失去了那样的地位。什么样的人值得“品鉴”，值得被观察、被讨论、乃至被赞扬呢？随着标准变化，这种趋势越来越倾向于“无用者高”。

这里出现了一种艺术性的“人学”态度。意思是，在魏晋时期，人们积极地品评人，热衷于对人的高下衡量，尤其是在《人物志》之后，“品鉴”“识人”的活动与“用人”的功能分开了，具体、现实的标准逐渐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比较接近艺术欣赏般的态度。“识人”不在于找到可以用的人，而是要找到值得欣赏的人。一个人之所以值得欣赏，往往正因为他身上具备毫无实用性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