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与敬意：钱穆学思总览
大家好，我是杨照。在钱穆《国学概论》的最后这一章，我们可以把它视之为是民国学术思想史的一个简要、但是是第一手的记录。
“南高”与“北大”，古典文化与新文化
这仍然非常的重要。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第一手的观察，所以例如说在讲到关于东西文化的热烈讨论的过程当中，钱穆就特别提到了后来在历史上经常被忽略，但其实不应该被忽略，还有他非常重要当时的影响力跟作用，这个作用甚至整个延续到包括像钱穆这样的一种民族主义史学家，他们到底是如何建立起自己本身文化观念以及文化自信的，那就是《学衡》杂志。
《学衡》杂志所以会经常被忽略，跟北大或者是当时民国学术思想以北平为中心是有关系的。《学衡》杂志的基地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简称叫做“南高”，这个“南高”后来就变成了中央大学
。
。那“南高”大家听这个简称也就很有意思，因为这是在南方，而且是高等师范学院，刚刚好在字面上就对应上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是“北大”，所以北大之外另外有“南高”。北大当然响亮、大名，但是南高也有它的历史重要性。因为南高最重要的就是和北大对立，唱对台戏，北大是主张民主自由科学的，南高就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传统，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古典文化。
白璧德：高素质的领袖是民主的先决条件？
1920年代出现了《学衡》，《学衡》是胡适的老朋友，梅光迪办的，梅光迪才联系到钱穆在书里面特别讲到的美国人文主义的传统。梅光迪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他的老师叫做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白璧德是美国那个时代，甚至今天我们从历史上面来看，鼎鼎大名的守旧派、保守派，以至于到后来任何前进派，任何主张进步的人好像都必须要回头嘲笑一下他。白璧德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Democracy and Leadership》，就是要讲民主跟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2022.08.26
精选评论
共 4 条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教授的分化，可以视为对中国出路探索的分歧：比如说胡适，他更多关注的是精英，认为大学的职责是培养专门技术人才和领袖，也认为政府应该是一个国家强权。鲁迅就不同，除了这点之外，还关注他所谓的“培育天才的土壤”，期待大学能为“思想革命”所准备，认为一旦歌颂有权者，就不能再称之为知识分子，对于胡氏这样自从导师的个人提出质疑和反驳。这对什么叫“民主”的判断也真是天差地别啊……
“徒法不足以自行”
虽然西方有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东方有儒家的“中庸”，都是主张不走极端，拿捏好“度”。但更多时候，不论东方西方，都还是喜欢搞非黑即白，你错我对，势不两立。 就说法治与人治，好的良序社会，一定是两者兼优。可能有人觉得法治怎么容得下人治？且慢，法治首先需要人来运用法条，那不同的人依法办事能力有高低吧；其次，法条是死板的，也是模糊的，更是不尽言的，很多时候，必须由具体的人，根据判例、习俗以及具体案情来处理；第三，优秀的人治案例，可以推动法治进步。 还有，就说美国式法治，从源头上是有不足的。按照拉塞尔柯克《美国秩序的根基》中的观点，美国人普遍认为法律是神圣，是与上帝之间的契约。这种观念，可以从新教追溯到犹太教，源头在《旧约》。这样一来，美国人尊崇法律的氛围一向浓厚，不需要搞啥普法教育。但是，也因为法律源头上绑定到了上帝，而不具备弹性。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弹性，也包括社会层面，人际互动，等等。
verlp ：不是，古罗马就是法律集大成者，那时还没什么基督教的影响。所以现代法制有宗教的因素，但说宗教是其全部来源，还是不行的，就算说是主要来源，也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