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朋友好，我是刘文飞。今天我们接着谈布罗茨基，谈谈这位诗人的散文写作。

布罗茨基有一句自我定位的话广为人知：“我是一位犹太人、俄语诗人和美国公民。”其实，他还另有一个重要身份，也就是英语散文家。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布罗茨基散文集《悲伤与理智》的封底上，就印有一句摘自《泰晤士报》的关于布罗茨基这一身份的定义：“伟大的英语散文家之一。”

像大多数诗人一样，布罗茨基在文学的体裁等级划分上总是抬举诗歌的，他断言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

布罗茨基曾应邀为一部茨维塔耶娃的散文集作序，在这篇题为《诗人与散文》的序言中，他精心论证了诗歌较之于散文的若干优越之处，比如：诗歌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诗人因为他们较少功利的创作态度而可能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诗人能写散文，而散文作家却未必能写诗，诗人较少向散文作家学习，而散文作家却必须向诗人学习，学习驾驭语言的功力和对文学的忠诚。

在其他场合，布罗茨基还说过，诗歌是对语言中的“俗套”和人类生活中的“同义反复”的否定，因而比散文更有助于文化的积累和延续，更有助于个性的塑造和发展。同样，像大多数诗人一样，布罗茨基也不能不写散文。在谈及诗人茨维塔耶娃突然写起散文的原因时，除了茨维塔耶娃当时为生活所迫必须写作容易发表的散文以挣些稿费这一“原因”之外，布罗茨基还给出了另外几个可能的动因：

一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一个识字的人可以一生不写一首诗，但一个诗人却不可能一生不写任何散文性的文字，如交往文字、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文等等；二是主观的“冲动”，他写道：“诗人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突然想用散文写点什么”；三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对象”和某些题材，如情节性很强的事件、三个人物以上的故事、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往事的追忆等等，就更宜于用散文来进行描写和叙述。所有这些，大约也都是布罗茨基本人将大量精力投入散文创作的动机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