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新闻：无限人生书单第4季
文稿
你好，欢迎收听关于“新闻与真相”的无限人生书单，我是方可成。
在这个系列的书单中，首先想和大家一起读的这本叫做《王国与权力》，副标题是“撼动世界的《纽约时报》”。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 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New Yoyk Time : The Institution That Influences the World. Gay Talese.
《纽约时报》是一份已经有170年历史的“大报”，也是至今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奖次数最多的媒体，获奖多达132次；即便是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之后，它的影响力也没有衰落，而是成功实现了数字转型。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份报纸都是一个标杆性的媒体。所以我们这份书单从这里开始，应该也还算合适吧。
宏大书名下的鸡毛蒜皮
老实说，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的书名不是太好，或者至少不能很好地总结书的内容和风格。它省掉了原来英文书名里面的“Behind the Scenes”这几个词，也就是去掉了一种“揭秘幕后真实场景”的那样一种感觉。
你在这里看到保留下来的“王国”、“权力”、“撼动世界”这几个关键词之后，脑海里面浮现出来的很可能就是电影《聚焦（Spotlight）》或者《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里面那样惊心动魄又激动人心的故事，你可能期待着一出激扬着新闻理想的荡气回肠的大戏，看一份报纸怎样坚守事实、挖掘黑幕，挑战美国政府，乃至撼动整个世界。
如果你怀着这样的期待翻开这本书，开始阅读，老实说，你可能会感到非常失望，甚至可能觉得莫明其妙：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一会儿说一个记者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花衣服，电梯如果慢了就用自己的手杖去敲打电梯；一会儿又说另一个记者在上中学的时候经常因为打高尔夫球而忘了读书。这都什么鸡毛蒜皮啊？
在作者笔下，《纽约时报》的这群编辑记者会在上班时间摸鱼去报社附近的酒店里约会，会在工作中犯错，有人骄傲自大，有人心机重重，甚至还有着复杂的办公室政治和内部权力斗争。总之，书里面描写的《纽约时报》报社员工，一点都不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正义凛然的形象。
这本书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风格，与他的作者是分不开的。
作者的名字是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是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运动当中的代表人物。这个“新新闻主义”后来传到中国，开花结果，直接影响了今天我们熟知的“非虚构写作”。后面我们会在这一季节目的第7、8两集再详细讲“新新闻主义”和“非虚构写作”，这里仅提前剧透一点，就是：新新闻主义特别强调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本《王国与权力》里面有那么多看起来鸡毛蒜皮的细节了。
可是呢，这些细节虽然看起来琐碎，但它们在书里面也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当然是满足我们的八卦心理。比如我们能够从中知道，曾经担任《纽约时报》主编的克利夫顿·丹尼尔（Clifton Daniel）娶了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唯一的女儿，而且书里面还解释了为什么当时社会上会流传谣言说他们家里都是丈夫在做饭。
另一方面，这些细节能够向我们栩栩如生地展示：原来在这份传奇的百年大报工作的，也是和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有强项也有弱点的、活生生的人啊！
《王国与权力》出版于1969年，原来的书名叫做《The Story of The Men Who Influence The Institution That Influences the World》，翻译过来呢就是“影响着那个影响世界的机构的人的故事”——当然，这个句式太复杂，简化一下就是，“这个机构影响着世界，而这些人则影响着这个机构”。
需要指出的是，那个年代的人不注意词汇中的性别平等，用的是“men”这个词，也就是男人。放在今天，肯定要被改成men and women，或者改成human beings。但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原书名能够更好地概括这本书的内容，那就是——这是一本关于人的书。那些看似无聊的鸡毛蒜皮，那些并不“伟光正”的故事细节，其实正是将记者还原成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我在这个系列书单的导语当中说过，我们要采用的视角是深入幕后去了解新闻生产和传播的社会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记住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记者也是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情感和判断，有自己的弱点和缺陷，当然，也有自己的坚持，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高光时刻。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要把他们想象成机器人，也不要把他们想象成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更不要把他们想象成正在“下一盘大棋”的阴谋家。他们没那么伟大，也没那么邪恶。
那么，以上我跟大家介绍了这本书的整体风格。下面，让我们进入这本书的一些具体内容，来详细了解作为人的《纽约时报》记者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本书厚达六百多页、四十多万字，充满了事无巨细的记录的书，要从头到尾读完其实很有挑战性，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精读和浏览相结合。
以下我结合自己对新闻行业的了解，来为大家解读书中提到的一些故事和细节，让大家不至于淹没在扑面而来的信息当中。
媒体的决策充满了人的因素
我们先从《王国与权力》这本书中多次提到的一个案例说起，那就是发生在1961年的“猪湾事件”，这是美国政府一桩的失败军事行动，与之相关的新闻报道也成为《纽约时报》报史上颇受争议的事件。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美国支持下的巴蒂斯塔政权，并且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美国随即对古巴展开经济制裁，但在冷战的局势下，古巴从苏联寻得援助，因此美国的经济制裁收效甚微。于是，美国政府希望用其他方式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问题是，如果直接采取军事行动入侵古巴，那么在冷战的背景下肯定会擦枪走火，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很难收场。
于是，美国采用的是一种间接的入侵方式。他们招募和训练了一批由一千多名古巴流亡人士组成的突击队，于1961年4月17日登陆古巴的猪湾（Bay of Pigs），等于是要借古巴人里面的反卡斯特罗群体来入侵古巴。
行动之前，美国政府信心满满。时任总统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全都对计划投下赞成票。谁知道，实际入侵很快就被古巴军队挫败，补给舰被击沉，突击队员要么被杀，要么被捕。回过头看，美国政府的决策完全错误，中央情报局获得的情报夸大了古巴国内的反政府情绪，低估了对手，高估了自己。
在这次失败的秘密入侵发生之前，《纽约时报》的记者Tad Szulc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了这次计划。他从迈阿密发回了非常详尽的报道，并且刊发在了1961年4月7日，也就是入侵发生10天之前的《纽约时报》上。
问题是，他的报道在刊发时被删除了部分信息，其中最关键的是两条，一是这场入侵即将发生，二是这场入侵背后是中央情报局在策划组织。并且，这篇重要的报道并没有刊发在当天《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位置。现在看来，这样的编辑决策显然是存在失误的。
由此，在美国社会当中就产生了一种阴谋论：是不是美国政府要求《纽约时报》审查这篇报道的？甚至，是不是肯尼迪本人给《纽约时报》打了招呼？
无论是从《王国与权力》这本书当中，还是从后来的很多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就是：美国政府并没有干预《纽约时报》的报道——甚至，肯尼迪可能根本就不知道《纽约时报》有这样一位记者写了这样一篇报道，白宫的日志中在4月6日没有任何与《纽约时报》方面的通话记录。
也就是说，对这篇文章进行删减，依然留在头版但不放在头条的位置，这纯粹是《纽约时报》编辑部自己的选择。
那么，《纽约时报》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王国与权力》这本书里面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出版人奥维尔·德赖富斯（Orville Dryfoos）听从了一个和他关系非常好的下属的建议，这个下属就是时任《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
赖斯顿甚至认为，这篇文章根本就不应该被刊发，因为这可能会干扰一场事关国家安全的行动。如果要刊登，那也应该降低报道的调子，把“中情局参与”以及“入侵即将开始”这两项关键信息隐去。
书里还特别提到，当时报社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样的决定感到满意。事实上，很多编辑都对此表达强烈反对，有人甚至气得浑身发抖、面色苍白，要求德赖富斯下台。
后来，肯尼迪总统本人都表示，如果《纽约时报》刊发的报道更加完全、放在更显著的位置，可能就会让这次糟糕的入侵计划被取消，避免这场不光彩的流血惨败了。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当时这场入侵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不是一篇报道能够阻止得了的。
我觉得这个案例非常经典，它至少给我们两方面的启发。
第一，正如《王国与权力》这本书里面写到的，这一事件暴露了《纽约时报》的编辑部内部其实存在着不和，大家的意见可能是不一致的，甚至可能是非常不一致，在一些议题上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大家可能会把这样的媒体想象成一个非常有秩序、整齐划一的组织。但实际上，内部存在很多元的声音。记者又是一个普遍有个性、有看法的群体，让大家埋头做服从大局的螺丝钉，其实不太现实。
第二，当然，内部的不同意见最终都需要有人来拍板决定，这时做决定的人是谁就很重要了。诚恳地说，当时德赖富斯和赖斯顿做出的决定也算不上什么天大的错误，只不过是选择了更加谨慎的处理方式，导致了并不算最理想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被出版人极为器重的赖斯顿会这样谨慎呢？《王国与权力》这本书通过回顾他的成长历程，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启发。
原来，赖斯顿是出生于苏格兰，11岁的时候才随父母移民美国。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好，是一个穷孩子，但他依靠自身的努力实现了美国梦。所以，他对美国的感情甚至比在美国出生的人还要更强，因为这片土地给了他机会。就像书中说的，“这种感情使他成了一个更好的皈依者，而不是批评家。”
因此，在是否刊登涉及一项秘密军事活动的信息这一问题上，赖斯顿处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给出了更为谨慎的决定。当然，最后的结果反而是没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但这是马后炮了。
了解了这个故事，你可能就会逐渐明白，原来，那些看上去鸡毛蒜皮的关于记者个人的细节和故事都是有用的，并不是随意堆砌的。如果我们能更全面地理解一个人是如何成长的、有着怎样的性格，也就更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做出相应的决策。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中国的例子。中国媒体的黄金年代是在2000年前后，从1990年代末到2010年左右。当时以《南方周末》、《财经》为代表的纸媒可谓风行一时，并且做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报道。比如2003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孙志刚之死》就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这是一篇报道终结糟糕制度的经典案例。
有意思的是，在黄金年代里入行的记者，许多人都有着类似的成长背景，那就是：出生于小城镇，考进大学，进入大城市，喜欢写作，加入媒体。可以说，中国媒体的黄金年代是由这一批“小镇青年”支撑起来的。
理解了他们的背景，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黄金年代里的媒体会那么关注弱势群体，会那么具备底层视角，会那么重视阶层流动性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些都与一代“小镇青年”的成长背景和体验分不开干系。
媒体犯错，不是因为在下一盘大棋
刚才我们回顾了猪湾事件。接下来，我想讲讲《纽约时报》对另一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报道当中出现的问题，那就是伊拉克战争。
当然了，伊拉克战争发生在2003年，而《王国与权力》这本书是1960年代写的，所以这个案例当然不可能出现在书里面。但是我觉得，伊拉克战争的案例也能很好地体现“把记者当成人来看”、“把新闻看成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来看”这样的视角，因此呢我们就暂且先跳脱开这本书，来讲讲伊拉克战争这个案例。
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小布什政府为了给开战造势，主动放出了很多不实信息，尤其是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实信息。后来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武器根本就不存在。遗憾的是，美国的媒体当时在报道当中普遍高度依赖政府提供的信息，没有能够呈现足够多的质疑声音，这成了美国媒体的一个污点。尤其是《纽约时报》，事后不得不开除了发表了大量误导性报道的记者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
那么，为什么这些媒体没能成为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呢？大家知道，美国的媒体并不受政府的审查，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有很多人，包括这些报社自己的员工，以及研究者，都总结过原因。他们发现，在战争发生之前的报道中，美国媒体并非没有呈现质疑的声音。但是，政府官方的声音往往被放在了头版，而质疑的文章则被放在了内页相对不重要的位置。
比如，2002年9月19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说，有一批独立专家提出质疑：伊拉克政府最近进口的一批铝管，并不是像美国政府所说的那样是用于秘密制造核武器。然而，这篇报道只出现在了第18版上。同样，《纽约时报》也报道了对铝管用途的质疑，也是只出现在了第10版上。
又比如，2003年1月30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直接指出：美国政府关于伊拉克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相关文件的说法“仍然只是间接推测（circumstantial）”。这篇报道只出现在了第14版上。
也就是说，在这两家报纸内部，其实都有编辑记者留意到质疑政府的声音，并且他们也都希望报道这些质疑的声音。只是，他们往往丧气地发现：对质疑声音的报道上不了重要的版面。这是为什么呢？
通过对编辑部内部决策过程的还原，大家发现，质疑的声音难以登上头版有着具体的原因。
掌握着头版权力的编辑会认为：一则报道登上头版，需要有充足的理由，而那些质疑政府说法的文章往往缺乏这些要素。
比如，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记者不可能前往伊拉克做实地调查，这就让一手信息获取无望，只能依赖二手信息，也就是从官员、专家等信源获取信息。而当时对内情稍有了解并且愿意出来公开质疑的人少之又少，记者几乎找不到愿意公开具名的信源来表达质疑政府的观点，即便有，也基本上是退休的官员——可是，在编辑的眼中，退休官员对当前政策说话的分量是要低于现任官员的。这本身也不能算是离谱的判断，只不过在当时的案例中，导向了不理想的结果。
即便是记者长期保持关系的情报部门线人，也难以提供可靠的信息，因为当时情报部门自己依赖的信息可能都有问题。
所以，比较之下，引用政府的说法其实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质疑政府的声音则不那么容易满足登上头版的种种考量标准。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的头版编辑，你会作何选择？
这背后也有风险的考量。曾经报道过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知名调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就表示，当时编辑部内部普遍的想法是：如果质疑政府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而最后确实发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做报道的记者就会显得非常愚蠢。而反过来，如果因为采取政府的说法而犯了错，那么至少可以将大部分责任怪罪到政府头上去。
还有编辑说，开战之前，关于伊拉克议题的各种相关信息像洪水一般涌来，这也让编辑很难静下心来考虑是否应该给质疑的声音更重要的位置，毕竟编辑也是人啊。编辑部并不是因为受到政治压力而决定要压低质疑的声音。当时的决定，是编辑部内部基于非常具体的考量而做出的。
此外，美国媒体在报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误入歧途，也与美国政府娴熟的舆论操作技巧有关。
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在激烈的竞争之下，每家媒体都希望自己能拿到独家的料，报道独家新闻。因此，2002年秋天的时候，美国政府主动给《纽约时报》投喂了一份“独家材料”，那就是前面提到的铝管——政府对《纽约时报》记者米勒说，伊拉克购买了大量铝管，这显然是为了开发核武器使用的。
米勒轻信了政府的这则喂料。我们当然可以批评米勒不够有警惕心，犯了专业上的错误。但是设身处地想想：记者也是人，当面对这样一则重要的独家材料，面对一则很可能名扬天下的报道，是否真的有足够的定力去质疑和拒绝？
针对《纽约时报》等媒体犯下的错误，《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做了很好的总结：在与战争相关的报道中，影响报道质量的因素一直没有变过，那就是——不了解情况、混淆了信息、缺乏经验、截稿时间的压力、情绪过于激动、行业竞争压力，以及因为别无选择而不得不依赖官方信源。
可以说，这些因素都是具体而微的，也都指向人的局限和人的弱点，比如受情绪的影响，比如对风险的回避。我们都是人，都能理解这种局限和弱点。
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媒体的错误就可以一概宽容了。不是的，我们对媒体的各种错误和不足还是应该直言不讳地批评，只是在批评的时候，不要动不动就去做阴谋论式的揣测，觉得媒体是在有意地“带节奏”，是图谋不规，搞什么阴谋——其实对于正规的机构媒体来说，如果出现了过失，往往都是因为刚才提到的那些非常具体的因素，没有什么一盘大棋在后面。
顺便提一句，关于新闻具体生产过程中的诸多现象，有一本非常经典的学术著作《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今年刚出了新的中译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
我们今天暂时就聊到这里，稍微总结一下。
如果说今天的内容给大家读新闻带来哪些方面的启发，最重要的就是，理解媒体是由人组成的。新闻的采访写作遵循着一定的流程，在这个流程当中就有种种失误的可能，也面临着种种挑战。我们在读新闻的时候可以尝试想象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来写这篇新闻，我们会怎么去获取信息、查证信息，怎么去决定一则信息要不要报道出来，相信你会更直观地体会到其中各种艰难的选择。
好，关于《王国与权力》这本书，我们下次继续从中解读更多有意思的话题。
2022.04.29
精选评论
共 33 条有时候我们把媒体供上神龛，自然也要看它跌落神龛。换一个角度看它，可能就好一点。不要把它们当作神，而是有自己特点的机构和人。
现在纷杂的自媒体、满屏的404……真需要一双慧眼，和一颗不被蒙蔽的心。催更
谢谢2022疫情下，对各式信息有类似指导是需要的。
有些地方报道“假新闻”的记者起码会被开除，有些地方则与之相反。
章拾柒 回复 ...... ：貌似叫：常识报刊亭，四川大学学生创办的
朵香 回复 王仲山 ：节目全名叫啥？
忽然意识到，我的青少年时期正好赶上了由“小镇青年”引领的新闻黄金时代。那种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底层视角也深深地型塑了我的三观
争执和权衡，这才是正常的媒体组织应该有的氛围吧
怀念当年的南方都市报，那是最理想的年代
人都是有局限性的
方老师好，我认为您的论据不能很好的得出结论，说媒体没有阴谋论和带节奏。至少不可一概而论。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者说本书讲的事例在这次报道中没有。 如何定义阴谋论，是否属于议程设置的某种属性的泛称？
生而自由 ：方老师没有一概而论地说媒体没有阴谋论和带节奏。他只是说不要轻易就肯定说是阴谋论。
dot m ：怎么证明阴谋呢
看到理想国的推送直接就来了，也推荐给了我父母！ 方老师提到的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反对质疑的声音往往不能刊登在头条，因为可能只是opinion，不是一手信息。这是一个挺现实的考量，很有启发。
第一第一，沙发沙发✌✌✌
第一第一
👍
人
这样的新闻结构和流程基于外媒不受政府约束，和网易新闻的404完全两套解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