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钱穆他前后在北京大学待了七年的时间，之后因为抗战接着就从北平长期跋涉，跟随着后来所组成的西南联大，最后落脚在云南的蒙自。

这一段时间是在民国的学术史上非常清楚的，文史哲并未严格区分专业的这样一个时代。也就是为什么会有上次音频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傅斯年到了北大之后，基本上以他的雄心壮志，要用历史系作为中心来统合文学院。而相对地，中文系和哲学系，在历史地位高涨的情况底下被压抑了下去。

不过更细致地一点来说，这也就是因为做历史研究的人像钱穆，和从事哲学的人，例如说像冯友兰，他们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彼此之间有非常多的互动。在《师友杂忆》当中，钱穆就记录了冯友兰那个时候刚刚写完了他的《新理学》。

大家如果对于冯友兰的学术经历稍有涉猎的话，就会知道他在晚年的时候整理，说他一生最重要的叫做“三史八书”，《新理学》就是它所列出来的“八书”其中的一本，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本。冯友兰为什么要写《新理学》呢？就是对应前面提到，那个时候对他来说极度困扰的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没有哲学，他们这些研究哲学做哲学的人，就只能够做西方的哲学吗？当然在他们当中，也有的确是以西方哲学作为自己的一生志业的。前面跟大家提过金岳霖先生，他所做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之为叫英美哲学当中的主流，那是逻辑实证论。

在钱穆这个时候交往的范围当中，另外他提到了比他年纪稍微轻一点的贺麟，贺麟又不一样，贺麟做的主要是黑格尔哲学。今天在中国翻译黑格尔著作，乃至于发展黑格尔的观念论，如果我们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基础，你如果看一下，基本上都能够追溯到贺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