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周濂。192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6年，整个欧洲还沉浸在劫后余生、文明没落的情绪中，或许是为了给自己打气，英国数学家拉姆塞这样写道：“就思考而言，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都活着！”

那个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发表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并于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名声正是如日中天；相比之下，时年35岁的维特根斯坦正在奥地利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书，这个“古怪的贵族”住在学校的厨房里，他吹单簧管，坐在窗前连着几小时地看星星，带领学生在乡间漫步辨认各种植物，搭起猫的骨架教授解剖学，偶尔体罚学生并与村民发生冲突……除了圈子里的少数人，普通的欧洲公民压根就没有听说过维特根斯坦这个名字，但是这一点儿都不重要，因为熟悉他思想的人都明白，维特根斯坦就等于未来哲学的方向。

在这些人当中就包括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石里克。1922年石里克来到维也纳，读到《逻辑哲学论》后，对维特根斯坦惊为天人，多次去信要求面谈，这个愿望终于在1927年实现，石里克夫人回忆说，“我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他对维特根斯坦的崇拜”。

石里克才华横溢，为人正派，在他身边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哲学家，他们自称“维也纳学派”，学术界也称他们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我认为后一个名称更清晰易懂，因为直接点出了“证实”原则的重要性。有意思的是，这条原则最初由维特根斯坦提出，意思是“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然而维特根斯坦很快就放弃了这条原则，逻辑实证主义者却如获至宝，把它作为建立新的“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

为了说明可证实性原则，请允许我给你们举两个例子：

例1：苏格拉底要么是天才，要么不是天才。

例2：苏格拉底活到了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