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徐英瑾，很高兴地和大家继续来讨论《哲学家的十种生活提案》这个话题。

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主要讨论了王充的哲学与苏格拉底哲学之间的类似之处，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各种神学迷信，是愿意用自己的理性对它进行驳斥的。不过王充也并没有因此变成一个抽象的反儒分子，实际上他对儒家学说中合理的部分仍然是持一个肯定的态度。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要讨论一下王充的人生哲学，特别是他类似于斯多葛主义的那一面，也就是他是怎么主张随遇而安的。

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一个人如果他变得非常具有批判理性，他就应该变得非常冲。一个人主张随遇而安的话，他就应该内敛。一个人是怎么同时做到这两面的呢？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要点。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也跟一个很重要的哲学概念是有关系的，这就是中国人经常说的气。

不过我在讨论气之前，还是想把王充所生活的时代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时代背景的复杂性加以提点。

前面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汉代的儒学是高度的宗教化与神秘化的，这一点与先秦儒学有些不一样。不过非常有趣的是，王充所处的东汉王朝又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个小高峰，重大科技事件是层出不穷。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当然关于张衡是否发明了地动仪，现在学者们还是有争议的。

同时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民间建筑也普遍实现了多层结构。就东汉人起楼喜欢起多层的楼，而且他们喜欢造很多很多的雀楼，所以东汉人的建筑技术是非常了得的。

在东汉末年则是出现了像华佗、张仲景这样的旷世名医。同时我们现在对于居延汉简和长沙走马楼吴简的这些出土文献的研究也表明，汉代基层政权的运作是极富韦伯式的技术理性的。

这似乎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所揭示出来的那个神神秘秘的精神世界，是旨趣相差甚多的。那么由此体现出来了的反差，足以向我们证明汉代人的技术理性是存在的，但是是被意识形态掩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