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古时代，佛教的发展，当是逐渐“本土化”并最终完成外来文化移植的过程。大致言之，第一个阶段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间的对话，使两者扞格之处取得调和与适应；第二阶段则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茁壮为华化的佛教。

2. 在南北朝时，中国的北方是胡人建立的政权，与佛教同是由外面进入中国；且在北方，儒家失去了“官学”的政治支持；至于南方的政权，也受制于地方势力，没有庇护旧官学的力量。凡此，都使一个外来宗教有了发展空间。

然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遭遇抵拒，依然在所难免。为了顾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礼制特征，僧人开始对存在冲突的问题进行委婉解释，并提出调和的理论。时日既久，到唐代时，其间严重相悖的问题已演变为调和之道。

公元4世纪时，佛教在中国已经生根。华僧取代胡僧，成为译经、传教及组织僧团的主要力量。华僧赴印度求法，取回的经典，大、小乘均有，译经也不少，信徒已不愁经文零碎。寺庙组织及戒律也已大致完备。

到了唐代，禅宗的发展十分快速，六祖慧能将禅宗推到极盛，佛教声势大盛。从此以后禅宗、净土、律宗三家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也成为中国佛教最有势力的宗派，而且又转输朝鲜半岛及日本，以至佛教俨然成为东亚文化共同特色之一。

从佛教初入中国，如以公元前1世纪计算，到唐代结束，经过一千年，佛教终于完全融入中国文化。

3. 南北朝时，佛教进入中国，道教组织成形，二者同步进行。此前，汉末道教，尚在民间信仰阶段，未有神学系统。

道教内涵极为复杂，收罗了中国文化中许多不同来历的成分，也借用了佛教的制度与仪式；它既是中国文化对外来宗教的反应，同时也超越了民间信仰的有限格局。

两晋南北朝时，道教的理论家，建立了神学体系、修行炼丹的方法、教团的戒律规矩，道教的理论与组织。其行为规范，承袭儒家的伦理与道德，显示了本土宗教的色彩；而神学基础则与先秦道家的老庄哲学接轨，以补儒家理论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