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詹青云。

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里花了挺长的时间，讲了一个很古老的案子，叫Dread Scott、德雷德·斯科特案。这个案子虽然没有流芳百世，但却做到了遗臭万年。

在美国学法律的同学一提到这个案子就会咬牙切齿，觉得这是最高法院法制史上的一个灾难。和这个案子同样臭名昭着的历史判例，可能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在二战期间，把所有的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集中迁移到内地居住，相当于把他们赶进了集中营了，而最高法院维护了这个政策；另一个是在民权运动爆发之前，最高法院的好几个判例维护了种族隔离的政策。这都是美国的法制史上一些伤痕。

我们可以置身事外，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法制史，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看待坦尼大法官。坦尼错了吗？坦尼被人批评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他采用建国之父们，也就是18世纪末期（1790年代）的那一代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对种族的看法，来裁决一个发生在19世纪中期（1850年代）的案子。

用一个古老的价值观去为当下的案件做裁决，一向会让人觉得格格不入，或者是非常的、极端的保守。

这就好像我们之前讲到过何鸿燊博士他的婚姻，香港社会在殖民统治之下，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在婚姻家庭制度上还继续沿用（至少是认可）《大清律》，实在是让人觉得格格不入。

可是换一个角度想，法官的职责是什么？他们不是立法者，他们是司法者。换言之，他们是借由司法的手段去实践立法者的意志，他们的本职工作是诚实地、充分地解释法律的原意，然后把立法者的意图通过司法的形式，推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

原典主义者坚持去寻找立法者本身的价值观和立法者想要赋予法律的含义，或者说立法者在他们的价值观下，只可能赋予法律什么样的含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最克制自己、最尽忠职守的人。

当代对于原典主义者的批评，常常不是批评他们的原典主义本身，而是批评他们借由原典主义的名义，去实践自己那比较保守的价值观，这是截然不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