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作为布列松早期创作的最高峰，也作为他的以后的创作生涯的一个开启的著作，是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他尝试去证明，而且作为电影史的事实他成功地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一部电影可以不凭借外在的戏剧性事件，一部电影可以以一个细腻的文学式的心灵勾勒来作为它的整个内容。

它再次以某种程度上极端的形式强化了电影与文学之间的更深刻的、更为内在的互动和牵系，而不是电影仅仅能够采取舞台戏剧式的结构形态。除了这样的一个走向文学性的道路之外，更重要的，也是不断被人们引证的一个评论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它成功地向我们展现了人物、故事、场景、对话和电影语言、电影造型形式之间的平衡。在这部电影当中，它们是一个精致的、平衡的形态。

布列松成功地在这部电影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角色当中负载了彼此矛盾的至少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意义表达，或者说是一种所谓内在的呈现和传递。如果从电影语言的角度说，在这部电影当中，它其实始终表现了入与出，或者说闯入与逃离，或者说接受与拒绝。它始终以这样一种反向的力，来形成每一个场景和每一个人物内心层次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