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前面说了这么一大堆？其实是为了回答一位朋友的提问，他的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应该认真对待。

他的问题是，“别用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一样的观念看待历史，商人的文化与周人的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是两个不同的文明，在重要的礼器上应该会体现，而节目完全没提，这很容易让人以为周代商是朝代更替，然而其实是文化更替。”他希望节目更多的“异”的眼光来看待不同时期的中国，因为中国应该不是一两本书就能概括的国家，更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的国家。

首先谢谢这位朋友，用“异”的眼光来看中国，这是很重要很宝贵的见解，可惜我们节目里面不太可能照顾到太多，为了行文的方面也经常使用“中国如何如何”这样的全称判断，那刚好借此机会表达一下，对，中国本身也是一个世界，内部有着非常多元甚至是对立的各种传统。这些差异有的体现在时间上，有的体现在空间上，这是没错的。

不过我也想贡献的一点意见是，实际上商人的文化与周人的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个看法，首先是从传世文献得来的，这套说法从孔子开始就是这么说，到王国维1917年写《殷周制度论》，用了甲骨文的材料，把这个问题更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但总的看法没变。

这个看法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最近一些建筑在考古资料基础之上的研究，开始对这种定论提出质疑。比如研究早期中国史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考古学家罗泰教授，他的一本书不久前刚翻译成中文出版，名字叫《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

他的看法是，其实西周基本上继承了商代的文化传统，到西周晚期才开始搞礼乐改革，不过不是很成功，到春秋中期又搞了一次，他称作“春秋中期礼制重构”，这次改革比孔子早了半个世纪左右，孔子讲的周代的礼乐，其实是对这次礼制改革的一个回应。这是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