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
《正义论》:自由与平等的共存 | 公民课·第十季
杨照

十堂公民课与我们切身的生活

大家好,我是杨照,来为大家介绍《10堂公民课:关于公共生活的大问题》的最后一堂,要为大家解读的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他的《正义论》。这个系列的音频节目,基本上是依照时间先后顺序来排列,最后一堂所要介绍的是距离我们最近、在上个世纪1971年所出版的《正义论》。不过1971年,掐指一算,大家也知道,已经超过了50年。而且这10本书,从孟德斯鸠(Montesquieu)开始,一路到罗尔斯,作者都是西方人。所以大家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那就是十本书里面所写的,跟我们当下的现实有关吗?跟听众朋友你们每一个人自己切身的生活有关吗?
我还是要说,这是有关的。
之所以特别凸显“公民”,为什么称之“10堂公民课”?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然有政治身份以及社会身份。你在社会当中作为社会的一员而生活着,你也必然在一个政治体制当中,作为它的成员。这是我们作为公共领域当中必然的参与者,因为必须要和他人之间形成公共关系。
所以这就跟我们平常,例如说心理学所处理,或者甚至是社会学处理有一部分私人关系非常地不一样。公共关系有公共关系的规范。另外,公共关系也就有了个人跟尤其是机关单位、不同的组织所形成的关系。
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必然会要探问,例如说这种关系它的实然是什么?如果是实然,当然也就是在现实当中,应该要个别地观察,个别地去体会,但也就会凸显出不同的重点。
例如说我们不能不这样感受,什么样的规范——尤其是身为公民,你要服从什么样的行政程序、什么样的法律?还有,你的公民身份本身是被用什么样方式来规定的?在什么时候你有公民的权利?当然,相应的,在什么时候你有公民的义务?甚至你会因为你作为一个公民,而有许多的事情你不能做,或你必须要做。还有,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不一样的人会得到什么样不同的保护?这个保护什么时候会失效?而你什么时候可以运用你的公共关系,跟别人在相处的时候得到利益,或者是会失去利益?再来还要问的是,这种公民身份是怎么来的?它可以改变吗?如果要改变,会如何改变?我自己可以参与改变、决定改变吗?
另外,更切身,我们常常会有的困扰是,我可以在什么样的管道下,去表达什么样的意见?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当我有了真正的经验,或者是真正的感受,或者是真正地相信的事物,但是却不能被表达,因为在公共关系当中,它是违背某一些规范跟规定。遇到这种状况底下,我应该怎么办?我就不表达,还是我应该用什么样方式来改变禁止我表达的这种规范跟规定呢?
我想我们不可能都没有遇过这种困扰,于是就产生了这个根本的问题: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需要诉诸对于应然的提示。所以这十本书,也就是过去大家曾经提出过“应然”的一些论理,并且这些应然事实上一路经过了时间,经过了复杂的程序,到现在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今天所有人的公共领域、公共关系,包括在中国——它是我们如何思考、如何形成公共规范、公共关系的基础。
因而这十本书就会提供一条一条“应然”的提示。但我也要告诉大家,那是一条一条帮助我们去寻找答案的线索。在实然跟应然对照底下,我们想要找到答案,但这里不会提供现成的答案,不是答案本身。但有这么多的线索,当然我们就高的机会找到答案,因为我们就会有更广阔的视野——这更广阔的视野,有一部分也来自于这些书,它们有着不一样的时代背景。
 

认识罗尔斯与他所处的时代

像《正义论》,这是时代最接近我们的。它的独特性质,我必须告诉大家,因为从孟德斯鸠一直到汉娜·阿伦特,对我来说,这些人是历史人物。但是罗尔斯不一样,我认识作者,他跟我有时代上的重叠,他曾经是我的老师,又比较具体地带着那个时代的性质。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那个时代,活在世界上,大家感觉很重要的一件事:必须要知道我么是谁,我们要知道自己周遭的环境,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世界,还有,要去思考我们的未来怎么办。要如何达到这样的目的?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就是大家努力地去吸收知识,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生命的态度。
于是在要解读《正义论》之前,我很希望,我很愿意跟大家稍微比较详细地描述一下,当时的那个时代,以及环绕着这个作者那特别的情境。
我进入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念书的时候,罗尔斯已经是非常有名的大教授。不过,这是一个有名的大教授,我却不敢说他是很受欢迎的大教授,因为这两者很不一样。而且去上罗尔斯的课,首先就体会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因为在哈佛大学——一直到现在吧,全校最大的一个教室,当然也就是保留给最受欢迎的课,那是叫作桑德斯剧院(Sanders Theatre),它是一个剧院。这个剧院大概有1000个座位左右,所以一般是如果在哈佛大学修课的学生超过800人,那就会用到桑德斯剧院这个教室来上课。
迈克尔·桑德尔在桑德斯剧院的“正义”课
很有意思的是,罗尔斯的课,他刚开始的时候,就列在桑德斯剧院作为他的上课教室。第一堂课,将近1000个位子会坐得满满的。然而罗尔斯这个大教授,他开始上课,上来第一句话一定是告诉大家:“请大家注意,我们今天在桑德斯剧院上课,但下个礼拜不会在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就换到哲学系所在的爱默生楼(Emerson Hall)另外的一个教室。”当然,那是哲学系系馆最大的一间教室。
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哲学系系馆,最大的一间教室,事实上也只有150个座位。这位教授就让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低调而且自知的人。他知道有多少人第一堂课是冲着他的名声,冲着这堂课的名声而来的。他又知道,上完第一堂课之后,绝大部分的人不会来上第二堂课。所以第一堂课需要动用到桑德斯剧院,到第二堂课只需要150个座位就可以对付了。因为来了将近1000个人,听了第一堂课之后,真正选课的可能有三四百位,而他会认为这些三四百位选课的学生出席率也不会高到哪里去,所以那150个座位、那样的一间教室就可以对付了。
而且他的预期,他的猜测,大致都是准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听罗尔斯上课,说老实话挺无聊的。他完全照着讲稿,非常仔细,基本上不会离开讲稿去讲题外的东西。他在推论上是非常谨慎的一个人,又不随便讲闲话,也没有任何表演的天分。所以很诚实地告诉大家,我第一天在桑德斯剧院,我没有去,我干嘛去跟大学生挤着1000个人的位置?我是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到爱默生楼去上课。而到了那里,即使如此,罗尔斯每次都会说:“哎,看看人数,如果人数继续这样减少,我们下次再换另外一间教室。”当然,那就是更小的教室。
他真的不在意学生有没有来上课,多少人来上课,因为他也不需要在意。他的书写得太好了,尤其是《正义论》这本书。老实话,如果学生愿意认真地读他的书,恐怕就比上他的课会更有收获。
 

跟罗尔斯读书的缘分

我的印象当中,我是到了哈佛的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我去上他的课。在爱默生楼上完了第一堂课,一个小时。说真的,我就下定决心,我不要来了,因为我无法抗拒那份无聊。因为虽然我到美国已经第二年,但是用英语听课,尤其是听这种哲学课,对我来说那个时候还是很辛苦,会一直想睡着,所以我就没有继续再上。
但是一边我在读哲学,尤其是读 moral reasoning(道德推论),因为我的指导教授杜维明老师,他的主要领域是中国的儒学。那个时候他开了一门很热门的课程,叫作 Confucian Moral Reasoning(儒家道德推论)。我记得是到了第四年,我帮杜老师做这门课的助教,在跟杜老师聊天的时候,我会一直提到罗尔斯。我说,罗尔斯他在书里怎么说?然后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说真的,一再地提罗尔斯,一再地提《正义论》,一再地提这种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推论,让抱持着坚实的儒家立场的杜老师非常地不愉快。
因为杜老师他所讲的 Confucian Moral Reasoning,最重要他就是要凸显,让美国的学生能够理解,这和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差距。我虽然是他的学生,但是我最大的本事、最大的特色就是会经常惹恼老师。杜老师也被惹恼了,但我还是要再三地感佩,杜老师心胸宽大。
我跟他聊,讲到罗尔斯的课,他会耐下性子跟我说,他对于罗尔斯的看法。但我完全不同意,我告诉他,我去上过罗尔斯教授的课,但是我没有继续上下去。杜老师就说:“哎呀,完全可以理解啊。”但他直接告诉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找罗尔斯教授上 independent study(独立研究)?”我说:“我可以吗?我不是哲学系的。”杜老师说:“没问题,你就告诉他,你是我的学生。”杜老师真的非常宽大。我一生当中遇到了这些宽大的老师,要不然我的一生就不会这样走,我相信我会遇到更多的麻烦。那宽大的杜老师就告诉我说,你去找罗尔斯教授,你跟他的秘书说,你是我的学生,你想要约他,要问他。
而罗尔斯教授也很慷慨。我去联系了之后,他给了我15分钟的时间。我跑到他的研究室,直接跟他说,哎呀,我很希望可以跟你上 independent study——那是一对一的课,两个礼拜上一次。那个时候做研究生已经到了第四年,我很了解 independent study 怎么上,包括我自己也曾经带过大学生上这样的课。
所以我先准备了一份书单,因为老师会问,你要跟我读什么书?我就交了一份书单给他。交给他的书单主要是两本,一本就是前面我在《十堂公民课》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另外一本就是《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这是罗尔斯教授他自己所写的书。最主要我是想要跟他读他的书,但他会说,你去读书好了。所以我学习的主题就会必须要拟定,是卢梭和罗尔斯,包括两个人之间的对照。而后面的节目我就会解释,为什么当时的想法是把卢梭和罗尔斯放在一起。
我列了这样的一份书单,书单底下另外有一些分量比较轻的,我认为应该要读或想要读的书跟论文。罗尔斯教授他看了那份书单,很有意思,到现在我都记得,他挑了很后面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也是他写的,标题叫作“《正义论》:答莱昂斯与泰特尔曼”(Theory of Justice: Reply to Lyons and Teitelman)。
他问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篇文章?你看过这篇文章吗?”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那是在《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这个非常专业的哲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以他有点惊讶,我怎么会看到这篇文章,挑到这篇文章?
我跟他说,是啊,我是在翻阅《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的时候,看到提到了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对我理解《正义论》会有帮助,但其中有很多论点,我很希望可以进一步地跟作者讨论。
 

先读那些反对者的书

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幸好我书单上有那篇文章,所以罗尔斯教授愿意收我做学生。他改了我的书单。他就讲到了为什么那篇文章它的标题是 Reply(答复),那是因为有两位哲学教授,一位是戴维·莱昂斯(David Lyons),另外一位是迈克尔·泰特尔曼(Michael Teitelman)。这两位质疑他的《正义论》,那是在1972年,那时候《正义论》发表的第二年,所以他针对这样的质疑批评写了一篇答辩文章。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我说,我觉得他在答辩的过程当中,讲到了很多和他自己光是单纯论理很不一样、甚至更有说服力的内容。
这件事让罗尔斯教授很高兴。不过他就告诉我,如果你是对于思辨、别人如何质疑,以及我如何回应别人的质疑是有兴趣的话,那我愿意让你跟我读书,但我们不要读这些了。你先去找一本书,那本书书名叫作《自由主义及正义的局限》(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说老实话,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这一位作者,也不知道这本书。这是1982年当时出版的,作者非常地年轻,刚进到哈佛政治系没有多久的年轻教授。这个教授,他的名字叫作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
但今天当我们讲到桑德尔的时候,我相信对于很多好学深思、喜欢读书的人,对于政治哲学有兴趣的人,他的名头比罗尔斯要来得更响亮了。因为他出版了很多国际畅销书,包括好几本都有中文翻译,其中有一本书名就叫作《正义》,直接只有一个字,Justice。
桑德尔也曾经多次到中国访问。桑德尔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曾经遇到他,我就将这段故事讲给他听。他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事,但他当然很感动。因为我跟罗尔斯上 independent study 的时候,他给我的第一份作业,就是要求我去读桑德尔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那是从他的博士论文扩充改写的,基本上就是为了要反对、反驳罗尔斯的。
罗尔斯让我读的第一本是反对他的论点的书。假设我已经读过了《正义论》,但重点,他要先让我看别人如何反对他。所以第一个学期,我跟他读了很多东西,基本上没有任何一篇是他自己的文章,都是质疑他的文章。用这种方式,我跟他进行了多次的讨论,也都是从反对他的角度来读《正义论》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些看法。
我这样的亲身经历,可以给大家一点参考。如果想要了解《正义论》,想要读罗尔斯的书,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准备:罗尔斯他是一个极度讲究推论的人。我们要如何把一件事想得清楚,然后可以公平地去看待别人不一样的意见、别人的批评,对这件事情,他十足地在意。
我跟他读书的过程当中,读过这么多批评他的文章,说老实话,很多批评完全是来自于对他的误解,我都能够轻松地答辩。更不要讲说,罗尔斯有这么多杰出的徒子徒孙,也有这么多杰出的对于他的理论的支持者。有很多人攻击他、批评他的意见,也都有别人帮他答辩过。甚至有很多,以我当时的那样的程度,以及我那种年轻气盛的傲慢,我都觉得他可以不用理会。但他却非常在意,理会、并且去回复所有这些质疑他的人。
 

罗尔斯的态度:严肃面对每一个可能的漏洞

到了第二个学期,我继续跟他做 independent study,主题改变了。第二个学期,我跟他读的书是《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那是他后来在1993年出版的那本书的原稿。而原稿和后来出版,经过了很大的修订,这是他非常认真努力在思考并且在撰写的一本书。
我跟他第二学期主要学习的是,到底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前后相隔20年,这两本书中间的差异。我把当年跟他读的、印的那些材料找出来,又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
那就是从1971年的《正义论》,到1993年的《政治自由主义》,这两本书当中有一个关键的差异。
《正义论》是在探索一群自由而平等的人如何组构出正义的社会,所以自由是重要的前提,但引来了强烈的批判——因为他把个人主义这样的一种纯粹理性,从理性的角度,而没有更高的信仰、没有超越信仰,作为这种社会成员或者是政治组织成员的前提。依照《正义论》,人组构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当中只有没有上帝信仰、没有超越信仰的人,才能够在这个社会里觉得很自在。因为《正义论》里是以个人主义、没有超越的更高的权威,变成思考社会的前提,如此不就排除了很多人,取消了很多人的自由吗?
所以罗尔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件事情,因而从头建构了另外一个关于“政治自由主义”不同前提的一套伦理。这就是罗尔斯的态度,对于思考当中可能出现的任何的漏洞,他都严肃以对。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能够成就对于“正义”相对是完整而且有系统的思考。更进一步,他也才能够刺激出,即使是像桑德尔这种反对他的哲学立场的人,最终也是受到他的启发,所以才对于正义的问题可以提出不一样的方向,但同等认真而严肃的思考。这是罗尔斯的重要性。
先把这样的一个背景提供给大家,然后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来听这个音频节目,我们好好地认识一下罗尔斯他如何看待正义?他如何看待自由主义底下,我们在社会当中实践正义以及解决正义的问题?
感谢你的收听。
本集编辑:dy
202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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