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感教人永远准备着，于是公共服务的需求被道德化了，迟迟建不起来；
法规迟迟不出台，于是一个人的卵子（翟志勇老师的课，单身女性冻卵，该不该合法化？）替立法周期付了六年利息；
照护责任家庭化，于是女人的职业生涯和老人的健康储备成了隐形的财政来源；
世界真的变得更不确定了，于是人们想做点什么，而最容易做的，往往是错的？ 🪞：我们习惯用“权利有没有”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但也许更准确的尺度是“权利生效要多久，以及这段时间由谁承担”。 只要没人记账，透支就会继续。而透支的终点，从来不是“还清”，是系统发现账本上空无一物，于是向下一个世代开出新的账单。 （潘洪斌没拿到救济，法规还是改了；徐枣竹没拿到权利，条例还是起草了。制度的变迁速度，和坚持主张的人数成正比，和单次主张的胜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