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10堂公民课》系列节目，我们进入到了第九段，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汉娜·阿伦特，以及她所写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这本书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汉娜·阿伦特的名字，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听过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也听过她对于群众、社会、孤独等相关概念的展开说明 。另外，她的另一本重要著作《人的境况》，现在也有了新的译本。我相信大家接收到了很多和她相关的信息。

在公共讨论当中，阿伦特的名字经常被引用。不过，关键的重点在这一本——《极权主义的起源》，书名看起来非常清楚，是要为我们解释什么是极权主义，更重要的是要探索：极权主义如何在20世纪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

不过，这本书我相信从头到尾读完的人并不多。它本身篇幅很长，材料使用得也很复杂，她的叙述方式是从欧洲的反犹主义，联系到帝国主义，再谈到纳粹德国与斯大林主义，将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照起来，来解释何谓“极权主义”。

而且这本书既是历史书，又是政治分析。另外，阿伦特的本行是哲学，所以书中又有非常深邃的哲学思考。几条线索交错在一起，很难迅速归纳成几个明确的结论，说这本书就主张什么。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这本书没有这么多人阅读和关注——那就是：极权主义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把极权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我们知道纳粹是邪恶的，我们知道集中营，尤其是犹太人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罪行，也知道独裁会压迫自由，知道群众有这样的威胁——他们因为相信同样的宣传而带来灾难。既然这些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还需要阅读《极权主义的起源》吗？

更何况，纳粹德国、斯大林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今想来似乎都已经非常遥远，已经是几十年前的历史。极权主义，似乎属于一个黑暗但已经结束的年代。我们现在读它，那是对历史的好奇，是为了回顾过去，而不是对今天的认识与理解有什么实质帮助。

然而我就是要告诉大家：《极权主义的起源》真的值得我们阅读。阿伦特并不是要告诉我们纳粹很坏，或只是提醒我们独裁很危险。阿伦特追问的，是一个困难得多、也令人不安得多的问题。

在这里也就联系到《10堂公民课》系列里介绍的《启蒙的辩证》，都是在告诉我们：现代文化、现代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会长出让我们非常惊讶的结果。今天来读《极权主义的起源》，并不是要主张历史可能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卷土重来，也不是要主张今天某些令人不安的政治现象，都可以被称为“极权主义”。

刚好相反，阿伦特提醒我们：不要急着用熟悉的标签去取代理解——真正的理解，这一点何等重要。

阿伦特希望我们看见，在极权体制真正建立之前，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松动，公共世界、公共领域如何瓦解，事实如何失去了共同的标准，于是个人如何在孤独、失落、无力中被一个巨大而封闭的政治运动所吸纳。只要这些问题仍然存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就不是一部只关于过去的书。

 

阿伦特本人具有非常特殊的思想位置。她是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年轻时接受德国哲学的训练，曾跟随现代大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与卡尔·雅斯贝尔斯。纳粹掌权之后，阿伦特被迫离开德国，先流亡法国，后来前往美国。

正因如此，阿伦特无法满足于当时已经存在的几种关于极权主义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认为，极权主义只是传统暴政的加强版——也就是一位统治者掌握了更高的权力，运用了更强大的暴力，取消了更多的自由。阿伦特认为这种说法低估了极权主义在当时出现时的新鲜性质。历史上的暴君希望人民服从，极权体制却不止要求服从：它不只要管行为，还要管人的思想，要改造人的思想、人的记忆，乃至于人的现实感，让人完全服从于某一种被宣称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或自然法则。

纳粹以种族斗争解释历史，斯大林主义以阶级斗争解释历史。统治者不再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有意志、有欲望的人，而是把自己说成是历史法则的执行者。

第二种解释把纳粹主义归因于德国的民族性，另外提到反犹传统，以及政治思想上的落后。阿伦特并不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但她认为：如果只在单一民族的性格当中寻找原因，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极权主义会成为一种现代政治形式。

阿伦特花了大量篇幅讨论19世纪的反犹主义、民族国家危机、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就是为了说明：极权主义不是一时的疯狂，而是从欧洲政治秩序经过长期累积，在矛盾当中生长出来的。这和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所探索、所观察的有互通、呼应之处。

 

今天回头看将近八十年前发生的事，我们往往已经形成了一套清楚的善恶叙事：是一位邪恶的独裁者，纳粹用宣传欺骗人民，再用秘密警察和集中营压迫反对者。这种说法当然成立，但它会让我们把整个问题简化成“少数坏人控制多数无辜者”的故事。

然而阿伦特最重要的洞见是：极权统治不是靠一群狂热分子的狂热来维持的，也不是只靠恐惧与武力。极权主义需要大量普通人的参与。 这些普通人要么保持沉默，更多的则是配合演出。更重要的是：这些普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放弃了自身的责任。

所谓普通人，真的就是普通人——不是坏人，也不一定是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者。他可能只是忠实执行命令的公务员，负责登记人口、安排交通、处理财产、传递文件。他也可能只是为了照顾家庭所以必须保住工作，于是告诉自己：政治与我无关，我没有要参与政治。当每一个人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切割成一个很小的环节，没有人再对整体的结果负责——巨大的罪行，也就可能在日常的程序当中完成。

阿伦特后来在讨论艾希曼审判时所提出的“banality of evil”——平庸之恶，或邪恶的平庸——这个概念虽然并不是《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中心，却延续了同一个问题：恶有时候并不表现为强烈的邪恶意志，而是表现为不思考、不判断，以及拒绝从他人的位置、以具有同理心的方式来看待自己所做的事。

因此，阿伦特的分析最重要的，不是替罪恶找解释，而是放大责任。

并不是那些坏人做了什么，而是每一个不同的人在什么条件下，觉得“我可以不思考，我不再思考”。

 

阿伦特特别重视极权主义形成之前的社会状态。她描述了一种从阶级社会走向群众社会的变化。

在传统社会，人受到阶级、宗教、职业、地方关系等重重限制，但也因此拥有相对明确的社会位置。现代化打破了这些旧有的结构，使人一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可能失去原来的依附与归属。政党、社团、地方共同体、公共组织逐渐失去作用，大量的个人彼此分离，缺乏稳定联系，就变成了“群众”。

阿伦特所说的“群众”，并不是单纯指很多人，也不是指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众的核心特征，是彼此之间没有坚实的公共关系。他们可能生活在拥挤的城市里，每天接触很多人，却无法感觉到自己真的参与了一个共同的世界——这里没有一个公共领域。他们对既有的政党、媒体、法律制度等等都失去了信任，认为所有公开的说法都是虚假的，所有政治人物都只是在表演。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端的运动反而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一套看似非常完整的解释：你之所以失败不是偶然的，社会之所以混乱是因为有一个隐藏的敌人；我们要找出这个敌人，消灭了这个敌人，世界就会恢复秩序，也能让你不再失败。

如果历史完全由种族斗争决定，那么每一个政治事件都可以被解释成种族阴谋论；如果历史是由阶级斗争决定，那么每一个反对者都可以被解释为阶级敌人。现实当中出现矛盾，意识形态不会因此而被修正，反而会宣称“矛盾本身证明这个敌人更加狡猾”。于是意识形态建立了封闭的世界，让人不必再面对复杂、不确定、令人挫折的多元现实。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极权宣传不一定使人相信某一项具体事实，它更深层追求的效果，是摧毁人们区分真实与虚假的能力。当一个政权不断改写历史，不断制造互相矛盾的说法，甚至今天肯定、明天否定，它未必期待每个人相信每一句话。它真正造成的，是一种普遍的犬儒主义态度。

 

阿伦特对于孤独的分析，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她区分了三种状态：独处（solitude）、孤立（isolation）与孤寂（loneliness）。

独处，是中立的描述，不见得是坏事。一个人可以在独处当中思考，与自己对话。政治上的孤立，则是一个人没有办法与他人共同采取行动。而真正危险的是孤寂（loneliness）——人不只与别人失去了联系，甚至更进一步——最深的孤寂，是失去了和自己内在的对话。他不知道自己的经验是不是真实，不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否值得信任，也没有办法透过别人的观点来确认自己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极权主义就在这种人的孤寂当中，给每一个个人提供了力量。因为孤寂的人渴望被纳入某一个比自己更大的整体，渴望得到一套确定的解释，也渴望摆脱个人判断所带来的不确定与不安。加入了庞大的集体运动潮流，他就不再只是一个无足轻重、没人理会的孤寂个人，他变成了历史洪流当中的一部分。

极权主义所提供了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归属感——让人相信自己掌握了世界运行的秘密，而且站在“对的那一面”。何谓“对”？就是历史必然走到这里，历史必然证明正确的一方。

 

阿伦特也没有把极权主义理解为单纯的政治制度问题。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思考与判断在阿伦特的著作、思想中如此重要。思考不是单纯拥有更多的知识，例如说在艾希曼审判当中，最重要就是凸显了被审判的艾希曼——他不是没有知识，他也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命令会造成死亡，而且是大量的死亡。但他就是没有停下来问：我正在做什么？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会如何看待？当法律本身变成了犯罪工具，我是否有责任做出不一样的判断？

这里所需要的，就是判断。判断的意思，不是把现成的规则套用在具体的事件上。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依赖法律、道德习俗、社会共识。但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正在于它能够改变规则，让犯罪成为合法，让服从成为美德，更可怕的是让拒绝参与的人都被视为有罪。

到了这个时候，个人不能只说“我依照法律行事”，更不能说”反正大家都这样做”。重点是，你必须保留一种：在没有可靠规则的时候，仍然能够判断的能力。

如何具备这种判断的能力？阿伦特认为，它与想象他人立场的能力密切相关。判断不能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既然要判断，也就不能追求所有人意见一致。判断的本质，是去理解同一个世界从不同的位置看来会是什么样子。政治之所以需要公共讨论，正是因为没有人可以独自拥有完整的世界。只有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说出他们所看到的不同的内容，彼此互相修正、辩论、反驳，公共领域才有可能形成。

 

阿伦特的理论中，重要的是“自由”。她所理解的自由，不是在私人空间不受干涉，也不是拥有投票权。自由首先是：人能够与他人共同出现在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说话、行动、发起新的事物，并且对共同的世界承担责任。

一个社会即使在形式上保留了例如选举、民主制度，但如果公共空间萎缩而失去政治活力，危险就已经存在了。如果公民只是被当做消费者、观众，更可怕的是只当做统计上的数字；当政治只剩下专业官僚替人管理问题、解决问题，普通人就会逐渐相信公共事务与自己无关。

长久以来，人们一方面对政治冷漠，另一方面又渴望某一个强而有力的人物替自己解决所有问题。冷漠与狂热，表面上是相反的，事实上可能来自同一种无力感——人不再相信自己可以加入在某一个运动当中，奉献自己的判断与能力，去改变现状、去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公民责任存在于许多地方，包括我们如何讨论公共事务，如何对待陌生人，如何面对制度当中的不公不义。同时，公民责任也存在于我们是否习惯把责任交给专家、交给上级、交给多数人，或交给某一个终极权威的领导者。

 

阿伦特没有提供一套简单的“如何防止极权主义”的建议，她不相信只要设计好制度、让教育普及、增加资讯，就能彻底消除极权主义的危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仍然可能服从邪恶的制度，资讯充足的社会也可能充满谎言。

所以真正困难的是：现代人必须学习让自己成为能够判断、能够行动，而且愿意承担后果的人。这种人不会因为自己只是制度当中的一个小角色，就否定了行动的责任；不会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就放弃自己的判断；也不会因为世界太复杂、太多元，就选择投入一套能够解释一切的封闭的、简单的理论。

这么多年之后来读《极权主义的起源》，我们不要急着判断——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党、哪一个社会、哪一个政治人物符合极权主义的定义。因为这样的标签有时候就变成了逃避，让我们逃避了阿伦特一直希望、灌注的——让我们能够拥有真正的思考。

我们更应该问的是：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始终主张：人具有开始的能力。每一个人的出生——那是“natality”（诞生性），把新的可能性带进世界。每一次真正的政治行动，也都可能开启完全无法预测的新局面。而极权主义要消灭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

极权主义期待历史沿着一条被宣称为必然的道路前进，期待人只剩下服从规律的功能。自由政治刚好相反：它承认人与人不同，承认行动的结果没办法完全控制，也承认共同的世界必须在差异、讨论，更重要的——在责任当中，持续不断地建立。

这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特别要和大家介绍的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希望大家愿意共同来关切这些既是历史，又是现实的巨大课题。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