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
各位好，我是张钊维，欢迎来到《听，岛屿在唱歌——台湾民歌、文化与社会变迁》。
一个关于“我”与“我们”的问题
如果你是从第一集跟到现在，我们一起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我们谈过杨弦在1975年的中山堂如何点燃了台湾民歌运动的第一把火，聊过李双泽在淡江文理学院轻轻放下的那个可乐瓶，也细细分辨了“校园歌曲”的清新时代与“乡土文学”的狂飙浪潮。我们像拼图一样，试图还原那个年代复杂而激动的面容。
可以说，前面的那些节目，我们更像是在描绘一幅地形图——指出那些重要的山峰、河流与道路。而今天这一集，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我们试着升空，从一个更高的视角，重新凝视这片我们已颇为熟悉的“民歌”地貌。因为我想问一个或许更根本、也一直潜藏在许多歌声之下的问题：
当我们在歌唱时，那个发出声音的“我”，究竟是一个孤独的、自足的“小我”，还是一个汇聚了无数声音的、共振的“大我”？
换句话说，今天，我想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个永恒的张力出发，对我们所熟悉的台湾民歌运动，来做一次更深入的“再思考”。这不是要否定我们之前聊过的任何故事，而是想去看看，在这些故事的表层之下，是否还涌动着另外两种不同的力量泉源。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请你做一个小小回想。
当你想起“民歌”这个词，第一时间映入脑海的，是怎样的画面？我这里有两个选项，你看看会选哪一个？ A，是一个人，一盏孤灯，一把木吉他。是杨弦在台上独自吟唱《乡愁四韵》，是李建复在录音室里专注地唱《归去来兮》。画面干净、聚焦，所有的光都打在那一个歌手身上。
还是B，是一群人，一片草地，好几把吉他。是淡江大学溜冰场、是青草地花园，是工厂、庙口或社区的集会场，台上集体的合唱与台下观众的哼唱相互应和，彼此交换着热切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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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我”与“我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