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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第五季:疾病、气候与环境
葛兆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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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葛兆光:全球史为什么要关注疾病与自然?
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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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葛兆光。
我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第五季就要开始了,今天,我来和大家讲一讲有关全球史中的疾病、气候和环境,算是这一季的导言。

历史将往什么方向转?

在新冠疫情还在全球——请注意是在“全球”——肆虐,已经有几千万人染病,每天还有数以万计的人感染的时候,我来讲这篇导言,心情真是很复杂。
有人预言,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改变人类的历史。几百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将中止,日益淡化的国别意识将卷土重来,民主自由平等的普遍价值将会受到挑战。那么,历史将往什么方向转?
面对这个因为疫情而越来越难以确定的世界,不能不让人想到全球史的开拓者之一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在《瘟疫与人》那本书里说的几句话。
1976年,五十九岁的麦克尼尔在他的新著《瘟疫与人》里说,人类与疾病相互影响的历史,这是一个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当这个传染病肆无忌惮地入侵对它毫无抵抗力的人类时,它就会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走向。他在书中特别提到了十三至十五世纪蒙古人席卷欧亚时代的鼠疫、十五至十七世纪欧洲人到达美洲后带去的传染病,它们是怎样影响历史和人类的。
从麦克尼尔以后的四十多年里,历史学家,尤其是全球史家们越来越关注病菌和疾病是如何改变历史走向的。很不幸,对过去的关注,实在无法帮到当下,2020年,历史好像魔咒重新上演,当新冠病毒这个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全球都被搅得手忙脚乱。尽管幕布还没有关上,我们还无法预知历史将走向何方,但是,我们心里已经隐隐预感到,麦克尼尔提到的那些疾病改变历史的历史,恐怕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再上演一次。
这和过去马克思说的,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不一样,这回,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悲剧,第三次恐怕还是悲剧。
历史研究者关注到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这是全球史和过去传统的世界史一个不同之处。
如果说传统的历史,就像看舞台剧的观众,始终关注“人”,看他们纵横卑阖,看他们喜怒哀乐,看他们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上演不同的剧目。那么,现在的全球史就好像在提醒观众,你要看的,不止是历史上的“人”,还有历史的“舞台”。没有了舞台,“人”就好像是在透明玻璃箱里手舞足蹈,观众看上去不知所云。
这个“舞台”,除了政治经济军事这些过去人都熟悉的背景之外,还有全球史家们常说的“生存圈”,这个生存圈有大有小。
小的就是病菌和疾病,它无声无息地侵入人体,有史以来人就在和它搏斗,一部人类为了健康和生存的历史,不仅包括食物、衣服之类,也包括如何与病毒角逐,在疾病中存活;大的呢?就是自然环境,人被自然环境包裹着,气候变冷与变暖,地震海啸的侵害,水灾旱灾和蝗灾,人在自然面前常常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
偏偏是,无论小的还是大的,无论是细菌和疾病,还是气候和环境,它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男女,不分贫富,它就是全球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南非的蝗灾入侵中亚南亚,厄尔尼诺异常气候导致了各种灾难。
它影响的不是个别国家而是全球,所以全球史不能不超越国家,来关注过去的这些疾病、气候和环境,看看它们是怎样影响历史的。

疾病、气候与历史变迁

所以,全球史从一开始,就特别关注疾病流行和人类生活的内容。
大家可能都熟悉,除了前面提到的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之外,更早的汉斯·辛瑟尔(Hans Zinsser)的《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还有后来的阿尔弗莱德·克劳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这些都是影响很大的有关疾病的全球史著作。
好多书都会提及14世纪有名的黑死病。
据一种说法,说黑死病是从中国、印度和缅甸交界地区发源的鼠疫杆菌引起的,麦克尼尔推测,这种病菌1252年经由蒙古大军带入草原,又随着蒙古大军西征,十四世纪带到欧洲,导致欧洲几乎一半人口(估计死亡人口的数字,低的是30%,高的是60%),差不多几千万人死亡,并且改变了中世纪欧洲的宗教与社会状况。
小小的病菌不分国别,改变了大大的世界。
也许你会问,这些名著中,大多数的例证都来自欧洲和美洲,那么,既然我们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那么,你能不能举几个亚洲、东亚或者中国在这方面的故事呢?
好的,让我们用明清易代为例,大家都知道,明清易代是东亚,也是全球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满族统治的清朝取代了汉族统治的明朝,这就引起了三大世界意义上的巨变。
一是习惯了以汉文明的东亚各国像日本、朝鲜、越南等等,觉得中国由华变夷,各国自我中心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东亚从此不再是一个文化圈,这导致了东亚诸国各走各的路;
二是由于大清帝国的崛起,满族统治者对西方和北方也就是蒙古、新疆、西藏的控制方式,与明朝大不一样,促成了十七、十八世纪以中亚为焦点,各个旧帝国和新帝国的角逐;
三是清朝的统治时期,正好遭遇欧洲新帝国的崛起和殖民帝国的扩张,中国被卷入这种殖民与现代交错的新时代,逐渐走向落后。
那么,这一影响全球历史的明清易代是怎么来的?
过去都是说,这一变化是政治原因,因为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农民被迫起义,明朝又遭遇南倭北寇,内外交困,于是在李自成农民军和满洲后金军队的夹击下崩溃,吴三桂开门纳敌,导致清军入关,直接造成了明清易代。
这也许没错,可是现在的历史学者们却指出“生存环境”的问题:
第一,十六世纪晚期气候转冷,华北粮食减产,迫使明朝政府向北方大规模转运军粮,造成财政危机;
第二,17世纪二十年代末年起长达十余年的北方大旱,也就是所谓“崇祯大旱”,使得灾区民众不得不起义,尤其是陕西和山西;
第三,由于气候变冷,北方草原的老鼠南下觅食,引起崇祯年间从山西开始的大规模瘟疫,也就是肺鼠疫的流行,文献记载说,当时瘟疫大流行,有疙瘩瘟、羊毛瘟、探头瘟、瓜瓤瘟等等,像疙瘩瘟,“病者多腋下、股间生一核,或吐淡血而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吊”。学者指出,这种鼠疫不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民不聊生,动乱不止,而且严重削弱明朝的财政,动摇了明朝的根基。
你看,病菌的流行,和气候的变迁,真的能决定中国,波及到东亚,甚至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走向。
其实不止是明清易代,也不止是病菌传染。古往今来,气候和环境也同样是导致人类进程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依赖气候与环境的游牧族群。
有人追问:整个隋朝突厥强大的不得了,河北群雄都争先恐后和突厥拉关系,连唐高祖李渊也乖乖地俯首称臣。《新唐书》里面说,那时颉利可汗仗着兵锐马多,对唐朝很傲慢,“直出百蛮上,视中国为不足与”,文书语言也很无礼。可唐朝怎么能在不到十年之后,一下子打败突厥,成为世界大帝国呢?
这个历史关节点正在唐太宗时代,贞观元年(627),虽然还是突厥强大的颉利可汗时代,可“是岁大雪,羊马多冻死,人饥”,接着第二年,又气候异常,夏天降霜,三个月不下雨,“六畜多死”,突厥内部就开始内乱,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分裂,这就成就了唐太宗“天可汗”的事业,也造就了大唐帝国在东亚的强盛。我们虽说唐太宗很了不起,但大唐的胜利没有老天帮忙吗?
气候这个因素对于历史很重要。
我常常讲,如果用简化的方式讲中国大历史,可以说,古代中国北方游牧族群不断的南下,使得北方中国逐渐“胡化”,而北方中原汉人不断一波一波被迫南迁,造成了南方中国特别是南方山地的民众不断“汉化”,可南方中国被逐渐“汉化”的同时,这些南迁的汉人族群也在不断被南方化或“蛮化”。这种“胡化”、“汉化”、“汉化”、“蛮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不断在文化和地理上再定义的历史,日本的宫崎市定曾经把它叫作“文明主义社会与朴素主义民族的永恒冲突”,我把它看成是“中国”逐渐形成的简化版大历史。
但是,这难道没有气候和环境的影响吗?
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往往是因为气候变迁,草原水草不足,冬季牛羊冻死,导致食物短缺,不得不屡屡南下,向食物来源相对稳定的农耕地区索求,这才有一波又一波的“南下”再“南下”的移民潮。

什么是大历史?

十几年前(2004),美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写了一部中国环境的历史,他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很有深意的书名,叫《大象的退却》。
李公麟
在第二章里,他说到4000年前,大象还在北京附近生活,可是经过四千年,大象已经退到西南部和缅甸接壤的云南。他追问这是为什么?他说,一方面可能是气候变冷的缘故,但是,另一方面则是汉族中国人定居农耕区域的扩大和强化,农耕区域已经不能容忍大象的出没。
前些天,我曾经请教动物考古专家袁靖,他也说,现在华北出土过很多大象和犀牛的骨骸,这些生活在我们叫作“热带”的动物,古代其实普遍存在于北方中国这个如今需要用暖气才能过冬的地带。
自然和人类,两方面的交互作用使得环境发生变化。自然环境发生变化,人类的生存方式也就随之变化,人类的生存方式变化,历史也同样随之发生变化,全球史就在这个意义上,总是要描述“生存圈”,也就是气候、环境和疾病。这种不仅注意“人”,也注意人的生存“舞台”的历史学传统,至少有一半来自法国年鉴学派。
那个了不起的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提出了“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概念。
所谓“长时段”就是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微妙的互相影响,这是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重复发生的历史;
所谓“中时段”就是“社会、地域和大趋势,这是结构性的、缓慢移动的历史变化;
所谓“短时段”就是人们注意到的各种事件,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就是“表面的喧嚣,由于历史大潮在汹涌时飞溅的水花”,这说明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历史有缓慢的但是至关重要的影响。
而且他在《文明史纲》里进一步说明,“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中译本29页)。
你看,他晚年写的那本《法兰西的特性》,实际上是一部法国史,他就在法国历史的叙述中,实践这一理论,这部书的第一册就叫《空间和历史》,所谓空间,讨论的就是法国的气候、地理、城市、城镇、河流、边界等等,通过这一描述,讨论法兰西的多样性为什么可以统一,通过地区的网络和边界,又讨论法国统一的外部因素,这以后才在第二册、第三册里面讨论到正题“法兰西的诞生”,“法兰西的命运”。
这样,历史的背景就变得深远了,历史的视野就被扩大了。
布罗代尔说,长时段是历史的逻辑性,中时段是历史的必然性,短时段是历史的偶然性。
这个理论对全球史的重要性就在于,你写全球史,就要描述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如何缓慢变化,还要说明这些环境的缓慢变化,如何影响了具体的历史。这样一来,历史学者不得不扩大视野。
我们说要探寻“大历史”,什么是“大历史”?
——就是历史研究从政治的“人”开始,渐渐注意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然后,再注意到人所处的“环境”。就像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1946-)《时间地图》中说的,“从人类社会,到动物植物以及我们周围的环境,再到地球、月球、天空甚至整个宇宙”。

强调“生存圈”的全球史趋向

其实,关注历史中的气候与环境,并不全是欧美日本历史学者。早在九十五年前的1925年,中国科学家竺可桢(1890-1974)就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根据物候调查气温的变化,根据历史文献统计三千多年水灾、旱灾,又写了一篇《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说明十二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和欧洲,“寒凉温热,不无连带之关系”,他根据南宋133年间的降雪记录,指出那个时代由于日中黑子众多,地球上普遍温度降低,甚至春天下雪也推迟。
究竟这种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历史有什么关系?他显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不过,他是严谨的自然科学家,他描述了历史上气候、环境、季风等等变化,作为人类历史的大背景,并没有直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可是近来,讨论气候、环境和疾病的历史学著作多起来了,对于历史变迁的原因,用疾病、气候和环境直接解释的做法流行起来,好像这是一个时尚,不过似乎也有些疑问。
以中国史研究为例,我今年在日本访问,就看到有位学者讨论中国史,就猜测说,四世纪中国的五胡十六国的混乱,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就和气候变冷有很大关系;九世纪漠北回鹘西迁,形成西州回鹘和高昌回鹘,又和气候变暖有很大关系;甚至唐宋之间的大变革,也和“能源革命”有关系,因为这个时候开始利用煤,能够生产更多的金属,制造武器与工具,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等。
这些和过去传统说法很不一样的,匪夷所思的说法对吗?我们不好判断,也许他们太受这种强调“生存圈”的全球史趋向影响了。
我总觉得,历史因果关系太复杂,疾病、气候和环境,确实是历史解释的一个重要背景,有很多历史解释的钥匙,可能就在这里面。
但是,如果只用一种单线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变迁,恐怕也太简单粗暴了,我不相信所谓“铁的历史规律”,因为历史太多“突然”、“偶然”、“或然”,却很少有“当然”和“必然”。原来,有的历史学者把一切归结到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因素,是太相信历史中“人”的作用;现在,有的历史学者又把一切归结到病菌、气候和环境,那恐怕也太迷信“物”的作用。
我们这一季,讲疾病、气候和环境,以及它们在全球史中的影响,并不等于我们相信一切都是自然环境的塑造,在历史中,毕竟还有人。

这是文明的胜利吗?

回到那本《大象的退却》,让我讲一点感慨。
三千年前,华北平原上有大象、犀牛,也有很多很多虎豹狼鹿,你看甲骨文资料,商代王室打猎,动辄猎物就是成百上千。可是,随着气候的变化,随着人类的开发,大自然里的森林、草地、沼泽越来越少,大象、犀牛、虎豹不断退却,大象从华北退却到了西南一隅,犀牛在中国已经绝迹。老虎呢?也渐渐成了稀罕的物种,只有在兴安岭更靠俄罗斯的地区才会偶尔出现,偶尔出现,就会引起阵阵欢呼。
最近,我偶然翻看宋代文献,发现一直到八九百年前的宋代,老虎还是很多,湖北江陵、安陆,四川南充、忠州,安徽宣城,甚至浙江钱塘、江苏扬州,都有老虎为患,老虎公然白天入市,弄得上到朝廷,下到州县,不是求神灵城隍驱赶老虎,就是找猎户“药矢窝弓,罟获陷阱”,有人在二十年间居然打了百余头老虎。直到南宋末年,老虎的频繁出没,还被称为“虎患”,连朝廷都头疼。可是渐渐地,人扩大了自己的生存圈,侵蚀了虎的生存圈,就连百兽之王也只好黯然远遁。
1957年,湖南益阳县打虎队合影
同样,猿猴也不例外,荷兰那个有名的高罗佩写了一本《长臂猿考》,也只能感叹唐代三峡“两岸猿声啼不住”、“风急天高猿啸哀”的现象在后世消失,连猿猴也只能从深山,躲进更深的深山。
沧海三变桑田。原本的沼泽森林、草原湖泊、鸟兽出没、蝉噪林静,渐渐被井田阡陌、工厂烟囱、高楼大厦、机器轰鸣所替代,这是人类的胜利吗?是文明的胜利吗?恐怕没那么简单。
正如克劳斯比《哥伦布大交换》里说的,所谓文明的西班牙人来到所谓未开化的美洲,既给这片新大陆带来近代,也带来了致命的疾病,它导致当地土著和帝国的毁灭性灾难;也正如辛瑟尔《老鼠、虱子与历史》说的,城市化时代的人们密集居住,共用下水道和饮用水,产生大量垃圾,这使得老鼠遍地,虱子在传染,疾病在滋生。
在漫长的历史中,看上去人类逐渐改造了自然,但实际上自然也在不断报复人类。
无论是小的病菌,像天花、鼠疫、禽流感、肺结核、以及我们今天遭遇的新冠肺炎,还是大的灾难,像气候变暖或变冷、飓风、地震与海啸,都可能改变或者扭转历史的方向,让人类急速的脚步停顿,让人类发热的头脑冷静。
其实,正是在人和自然始终不停的彼此角逐中,构成了一部全球的历史。
所以,全球史不仅要讲人,也要讲生存圈,在人类还不能拔着头发自己离开地球的时代,我们就不能不关注疾病、气候和环境。
本集编辑:Dany,dy
202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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