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Alexwood，欢迎收听《我们时代的性别状况》。从这集开始，我们进入这个书单节目的第一本书：《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

为什么选这本书开场呢？愤怒是有时代性的，尤其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愤怒，绝对是中国女性过去十年生存经验中最显著的关键词之一。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在职场体会到歧视带来的不甘，在婚育中饱经蹉跎，在一件又一件性别暴力社会事件的冲击洗礼下，意识到一个令人窒息的真相——我们所处的性别秩序在压迫女人，掠夺女人，甚至杀害女人。无数女人在过去十年都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同样的进程：从麻木到爆发，从犹疑到清醒，从与之保持距离到坚定地认领“女权主义”。

事实上，我会在这集内容里展开阐述的就是，2016年，在全球范围，标志着女性愤怒的回归，并且我们与之同步，尤其从2017年Metoo运动的展开，中国女性的愤怒也在破土。

女性的愤怒这个主题，在英文书写中其实并不算少见，但是《好不愤怒》这本书，之所以成为时代性的作品，正因为它切中了这个重要的时点：2016年起女性愤怒的回归，以及Metoo开启的第四波女权主义运动。

《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原名 Good and Mad: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Women’s Anger）是美国记者与评论家丽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创作的一部女性主义非虚构作品，中文版由新星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

这本书以“愤怒”为核心切入点，讨论女性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处境。在传统社会观念中，男性表达愤怒往往被视为权威和力量的体现，而女性的愤怒却常被贬低为“歇斯底里”或“不可理喻”。特雷斯特通过分析2016年美国大选、MeToo运动等社会事件，以及历史上推动社会变革的女性行动，重新审视了这种性别化的情绪评价体系，并且强调，女性的愤怒并非负面情绪，而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权利争取的重要力量。通过大量案例与历史材料，这本书展现了女性如何解锁愤怒，再将愤怒转化为变革性行动，从而影响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

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帮我回答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2016年呢？是什么让女人重新愤怒起来了？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又要如何安置这些愤怒？

作为一个“女权龄”快20年的壮年女性，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成为“女权主义者”之前几年的状态。20年前，我是一个刚在异性恋婚恋市场“出道”的女孩，觉得自己应该积极提升自己对异性的吸引力，以及作为婚嫁对象的“市场价值”，但又觉得这一切都很不对劲。与此同时，我越来越被女权主义的理念和主张吸引，却又迟迟难以带入女权主义者的身份认同。欧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公众化但也一定程度上虚构化了一个经典的女权主义者的形象——一群带着满腔怒火上街，为了性别平等振臂高呼，仿佛想创死全世界的女子，当然，其中主要是白人。

这个画面怎么看都不是我——我没有参与街头政治的个人经验，在此之前也没有“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参与社会改变”的意识。但其实，不光是我这个中女，同时代的“西方”年轻女权主义者们也进入了一个对于第二波女权运动认同的相对低潮期。

这本身其实是一种有机且正常的运动发展过程——在一个运动高峰过后，轰轰烈烈的斗争和阶段性成果过后，运动可能会进入一个相对“岁月静好”时期。但这个时期又重合了上世纪9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的急速扩张，以及包括女权运动在内的泛左翼阵营的疲软阶段，于是在90年代之后，女权主义表现出来的风貌气质就是，对个体化的身份选择和表达自由的强调，稀释了集体性运动的动能。

千禧年的西方女性对女权主义已经没有了上一代前辈们的那种斗争热情，也不再觉得必要。甚至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已经不需要女权主义，因为斗争已经胜利，性别已经平等——这便是“后女权主义”的含义。当时很多人认为，女性如今有充分的个人选择权利和自我实现的力量，看看消费文化就知道了，所以，“压迫”这种词早就过时了，从打扮自己到辞职做家庭主妇，一切都是女性的自愿，皆是力量，全是自由。

那个时期的流行影视剧里就充满独立又时尚的女性形象，比如其中的经典《欲望都市》和《老友记》，女性角色都是外形姣好的白女，而无论人设是什么背景，她们都从来没有职场歧视、经济压力或生育难题的烦恼，就算有，也可以通过买一件新衣服或者一只包包轻松解决。她们似乎有做一切的自由，除了“不美”的自由；她们可以选择任何人生、外形、伴侣，只是“刚好”都做了同样的选择——与一个男性进入婚姻（或者同等性质的关系）。

出生于1975年的丽贝卡·特雷斯特，就是一位成长于这个时期的女性。如她在书中写道：

与此同时，虽然我们在中国大陆并没有经历过第一波和第二波女权运动，但是此时却与西方出现的“后女权主义”取得了吊诡的同步，中国的妇女运动同一时期开始停滞，然后退行。中国（尤其是城市）女性这时也一度相信，“男女已经平等”，“女人可以做任何事”。千禧年前后，中国的“意见领袖”主张着“微笑的女性主义”，“温柔的力量”；而在美国，如同特雷斯特的记录，新一代主流女权主义的理想形象是：“不那么怒火冲天，不怎么咄咄逼人”（p45），“既有趣又时尚，对性充满热情……而且还有点酷”（p43）。

诚实地说，这也正是20年前我对自己曾有的期许。“我才不是一个愤怒的女权主义者”——通过这种区别化表达，我想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有正义感，有脑子，但也不缺乏女性魅力的人。当时我想，做女权主义者，也不一定会耽误我参与那套主流社会的游戏吧？做一个受欢迎的女人，和一个女权主义者，为什么就不能兼容呢？那时候的我还没想明白的是，我想参与的这个“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就是父权的秩序；我想要的“受欢迎”，是由男性裁决的价值。

好在这个阶段对我而言并没有持续太久。那时候生活在南半球某个女权主义先进国家，又在左派象牙塔里上学的我，渐渐发现自己或许并不需要玩好主流社会的游戏，也并不需要依赖“性价值”，也能很好地活下去，甚至因此得以更接近幸福的真相。但这是留学经历带给我的优越性，而对于更多普通女性，“女权出柜”则可能经历一个甚至数个十年。

《好不愤怒》完成于2018年，据说只花了特雷斯特四个月在怒火中写成。

2016年，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也击碎了特雷斯特和众多民众曾相信的一个“盛大的幻象”——美国继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后，似乎终于可能出现第一位女性总统。人们乐观地将奥巴马的上任看作进步开启的讯号，没想到的是，“进步”的威胁产生反噬力，带来了茶党和特朗普。

特朗普在2016年的“更衣室闲聊”录音事件，成为了一个愤怒的标志性导火索。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前一个月，《华盛顿邮报》曝光了特朗普在2005年的一段极端厌女的私下对话，他公然吹嘘自己对女性的性侵犯，还称，“当你是个明星时，她们会允许你这么做。你可以为所欲为。直接抓住她们的私处。你可以做任何事。”可结果是，他不仅未受惩罚，反而当选总统。

这一事件让女性看清：保守派的反扑不但是为了压制，更是为了羞辱。重新占据权力位置的老白男们以特朗普为“榜样”，甚至不再掩饰自己对女人的蔑视，仇恨和偏见在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狗哨中得以正当化和释放，“正义”被侵蚀、被无视，甚至被嘲弄。看清自己的真实处境的新一代女性终于被彻底激怒了。

如特雷斯特写道，“我曾经无意识地想要远离那一代女性，如今却对她们近乎疯狂的愤怒兴奋不已——她们冲着男性大吼大叫，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已经听够了他们的废话。”（p.18）

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的第二年，对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调查报道引燃了Metoo运动。特雷斯特相信这在时间上绝并不是一个偶然——特朗普上台引爆了女人的愤怒，暴怒的女人们开始新一轮的觉醒，点燃了Metoo，也点燃了第四波女权运动。

2011年，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家暴案曝光；2012年，“剩女”话题与婚恋压力讨论升级；2013年，女大学生起诉招聘性别歧视案件，女性就业歧视问题成为公共议题；2014年，厦大博导吴春明被控性骚扰女学生，最终受到处分，“校园性骚扰”成为热词；同年，多地兴起“女德班”，提倡女性“贞操”及“妇德”；2015年，“二胎”开放引发生育权关注和争议，同年，学生因心理学教材将同性恋归为心理疾病而状告教育部；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家事审判方式改革，部分地方法院开始试点向当事人发出“离婚冷静期通知书”；2017年，陕西一产妇难忍分娩疼痛跳楼，引发女性分娩疼痛和生育自主权的讨论；同时，热播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被指渲染“伪女性独立”，引发关于女性独立话语的讨论；2018年，北航教授陈小武被举报长期持续性骚扰，中国Metoo运动号角由此拉响。

性别事件层出不穷，这并不是新鲜事，因为性别不公一直存在，但2017年前后十年发生的现象性变化是，性别议题抵抗着重重偏见、忌惮和轻视，终于冲破了传统公共议题的傲慢边界，如它应得的那样赢得了公共讨论的“资格”——毫不夸张地说，其中很大一片空间是Metoo炸出来的。到今天，至少在一些场合和圈层，我们终于无需再解释性别议题的公共性；而年龄稍长的一些女性或许还记得那种挫败：在2017年前的很长时间，如果我们在自诩“自由进步”的文化活动中想聊性别，总要先击退某些质疑和打发，因为“性别有什么好聊的”。                        

2017年后，虽然性别行动的空间不断缩紧，但女人的愤怒已经破土，无可压抑，被曝光的性别事件更加重大和频繁。2020年，上海骄傲节宣布无限期停办。2021年，民法典离婚冷静期实施。2023年至今，就业歧视、彩礼问题、婚育、性骚扰和性侵害等相关讨论持续升温。

我在《看理想》上一套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的某一期节目下有这样一条评论：“开始学习女性主义相关知识之后，整个人变得特别敏感。日常里看到和听到的内容，总能激起我的情绪，总想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发表些看法。每次有这种情绪上来我都觉得挺不好的，应该是女性主义知识太浅薄，且没有找到应对世界的方法。希望自己尽快跨过这个阶段，感觉特别内耗。”

这段话或许捕捉了很多女性对于“愤怒”的态度：“这种情绪”从头到尾没有被命名，但我们或许都能猜到，那是愤怒。然而，当世界让我们感到愤怒，让我们有冲动说些什么，女性的反应是这“不好”。我们开始反省自己，一定是“我没有找到应对世界的方法”，才无法摆脱它。

当男性被“愤怒”拜访，他们的反应往往是接受它、拥抱它，尽情释放，甚至可能沉溺其中，因为愤怒被视为某种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合理反应。然而女性被训练为将愤怒视为一种理应自己消解的情绪，是自我的过剩，是不良的表达，是自我发展的缺陷，是不够智慧圆融的信号。

这位听友说，愤怒让她感到内耗，所以她想“跨过”愤怒。事实上，愤怒让我们感到内耗，或许正是因为我们不接受它的存在，因为我们认为它应该被“跨过”，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有愤怒的权利。

2016年，在特朗普的“更衣室闲聊”录音曝光后，十余名女性站出来指控特朗普曾对她们实施过与录音中描述相符的性侵犯行为，包括强行亲吻和触摸。特朗普全部予以否认，并表现得义愤填膺，并采取攻击性手段。几天后，在第二场他与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辩论前的90分钟，他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了数位曾指控比尔·克林顿性行为不端的女性出席，成功地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自己的丑闻转移到了克林顿夫妇身上。

辩论会期间，希拉里·克林顿把麦克风攥得指节发白，但保持着镇定和专业的风范，没有展现愤怒。因为如果希拉里对特朗普勃然大怒，她的愤怒“会很容易被定义成是在玩手段、打‘女性牌’”，即使玩手段的是特朗普。如希拉里在几个月后的采访中所说，她的确考虑过发火，但“很快就意识到那样做只会正中特朗普的下怀。’他会加分，而我只会减分’。”（p.139）但最终，如大家所知，特朗普依然赢得了大选。

2018年，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被指控曾在耶鲁上学期间对克里斯汀·布拉西·福特进行了性侵犯。

在听证会上，他咬牙切齿，面目狰狞，却收获众多同情，因为“他看起来那么愤怒，一定因为他被冤枉了”，同时，他的指控者克里斯汀·布拉西·福特博士，全程平静、克制、坚定，却被解读为“她一定在撒谎，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冷静”。在福特博士站出来后，又有两名女性提出指控，但最终卡瓦诺依然成为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具备资深政治经验或者社会经验的女人都相信，女性表现出愤怒会适得其反，会无益于她的目标。如希拉里所言，表现愤怒“只会让你遭到更多伤害。所以你得咽下这口气”（p.140）。

在希拉里大选失败五年后，美国终于迎来了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这位几乎到达权力顶端的女性，还需要“咽下这口气”吗？2024年，哈里斯在一次采访中就移民等问题与男主持人发生了激烈交锋，她的表现被保守派媒体形容为“尖利”、“好斗”，因此让她“失去竞选总统的资格”。事实上，这种表达风格在男性身上从来不会被负面评判，反而会被视为“坚定”、“果决”、“领导力”的体现。

就以《好不愤怒》的作者为例好了。即使以针砭时弊为职业，丽贝卡·特雷斯特仍然无法表达愤怒。她早就领会了一种“无声的警告”，在书中她写道：

她极尽克制，又不能缺乏幽默，培养了一种“睿智又冷静、尖锐又随和的写作风格”，好让人挑不出毛病，更不能让人感到攻击。但2016年后，她终于受够了。

同为公众人物的喜剧演员萨曼莎·比（Samantha Bee）也受够了。2018年，一贯用喜剧装扮愤怒的她对特朗普政府的愤怒到达了顶点。移民政策造成了无数家庭“骨肉分离”，而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正在网上晒温馨家庭合照。萨曼莎在节目上对伊万卡激烈嘲讽，这让她遭到了白宫和特朗普的严厉谴责以及广告商的撤资。

与此同时，特朗普多次公开发表威胁性言论和煽动性指令，暗示鼓励支持者的暴力行为，比如利用拜登被绑图像调动暴力想象，向“骄傲男孩”、3K党、新纳粹等极端组织释放动员信号，对政治对手频繁使用非人化暴力修辞，鼓动报复性司法（如对希拉里的“把她关起来”口号），而他从未为此承担任何后果。

无数例证让我们看见愤怒的性别化不公正——愤怒的权利不对等，愤怒带来的代价也不对等。一些人对自己的愤怒严防死守，一旦愤怒“泄漏”就会受到惩罚，另一些人则不仅给自己发放了愤怒的许可证，还将愤怒武器化，主动进攻。

特雷斯特在书中引用了心理学教授安·克林（Ann Kring）的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感到愤怒的频率比例相当，但女性更可能为此感到羞愧；男性更可能通过身体或言语攻击来表达愤怒，而女性对愤怒的表达更可能是流泪。“悲伤”这种情绪及其表达更常出现在女性身上，这本身就是规训的结果——流泪能够肯定我们的女性身份，因为让人联想到“脆弱”而并非“威胁”；哭泣，意味着我们在独自承担痛苦，而并非在逼外界世界面对我们的愤怒。

对愤怒的装点也是一种压抑。为了不显得太咄咄逼人，女人习得了用礼貌化解对抗，用微笑掩盖雄心，接住那些恶心的“玩笑”，把男性的面子放在自己的尊严之前。即使我们的愤怒也要被转译成一种外部世界，尤其是其中的男性，能够承受的形式，仿佛让男性感到愉悦舒适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事实上，很多男性的确认为如此，正是这种“男性应得感”（male entitlement）让incel（非自愿独身者）们认为，自己得不到女人青睐是女人的错，所以自己有权杀害她们。

表达愤怒是女性的权利，但不是对女性的要求。这个世界的很多秩序是与正义相反的。如果出于任何原因，无论是战略考量，还是生存所需，你相信为了达成某个目标自己依然必须保持微笑，那就先这样做吧。只是我们内心需要知道：

特雷斯特在书中展示了女性愤怒的变革性力量，也指出，改变并不一定令人感到振奋或愉悦，而是往往令人不适，甚至痛苦。Metoo运动发展至顶峰的时期，特雷斯特的女读者写信告诉她：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女人开始上街，开始学习公民组织，参与政治活动，甚至直接参选；她们不再沉默，也不再把家庭责任作为自己的一等任务。特雷斯特书中的女人们因此经历了生活中男性的不满，就如同第一和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给亲密关系带来的动荡。特雷斯特记录道，不少自诩开明的现代男性们无法接受自己女性伴侣的愤怒，他们为此觉得尴尬或者羞耻，更难以接受女伴为了搞运动对母职和家庭的忽视。一些女人分了手，离了婚，失去了（表面的）家庭安逸，损失了（有条件的）经济稳定。

然而，如女权主义理论家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指出，愤怒帮我们认识到伤害，也是结盟的起点。女人们生活中的厌倦和孤立现在被“躁动”和“渴求”替代，她在战友和姐妹情谊中新生为一个活动家、组织者，在“革命政治的快乐”中见证新的黎明（p.344-345)。特雷斯特的朋友埃丝特·卡普兰（Esther Kaplan）把眼下的这波女性愤怒与上一次女权意识集体觉醒的年代作比：“上世纪70年代，女性会聚集在郊区的房子里或者市中心的公寓里，畅谈解放、平等和性别问题。”

正如黑人女性主义作家和活动家奥黛丽·洛德（Audre Lorde）指出，愤怒是对压迫的合理回应，当我们用愤怒精准锁定目标，并进行集体组织，它会转化为强大的行动能量。比如，Metoo运动正在社会文化层面发生作用。

大家可能记得，Metoo运动初期遭受诸多批评和反对，从程序正当性到对运动失控的担忧，以及压制性自由的指控。2017-2018年，人们对“政治正确”一词群情激愤，讨伐热情像抓到了一个“反自由”的现行犯。当我们回看才发现，其实当时改变已经在悄然发生。

而到了今天，主流社会渐渐意识到Metoo揭示的重要真相：和所有歧视一样，性侵犯和性骚扰是关于权力的滥用和操纵。只要我们生存其中的社会秩序在鼓励和制造权力等级，就会纵容权力滥用，就会滋生性别暴力和性剥削。男人对女性行使权力，因为他们被允许，尤其当他们位高权重，就拥有更多开脱罪行的资本。这就是为何性侵如此猖獗而隐秘——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下一期节目着重展开分析。

我们可以把父权制想成一层有毒的土壤，所以上面很难长出任何好东西——这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者们早就告诉我们的真知。可到了90年代到千禧年，“父权”一词却不知怎么变得烫嘴。Metoo的冲击就在于，它再一次揭露了女性群体在公共领域和专业领域处于系统性的劣势，打破了“女性半边天”甚至“阴盛阳衰”的幻象。于是，直到2023年爆火的好莱坞电影《芭比》，我们终于第一次在主流商业电影中听到“patriarchy”（父权制）一词被那么直白、反复、主题式的使用。

也与此相关，Metoo造成的另一个冲击是，我们对男性的大型祛魅。诸多男性公众人士义愤填膺地反对“猎巫”，之后就被曝出令人震惊的性侵“事迹”（比如“天才导演”伍迪·艾伦）；更多男性则像电影《非穷尽列举》中的律师丈夫一样，在沉默的不安中咀嚼自己曾经的所为，焦虑于被历史的幽灵清算。

有一些规则改变了，一些恶行不再被默许：有权有势的男性是可以被挑战的，并终于可能会为自己的为所欲为付出代价；普通男性的沉默共谋者身份也是可以被挑战的，女人不再为他们开脱；我们重新分配自己的同情，也意识到：

如书中所说，男性感到“痛苦”是因为， “在他们的理解与观念里，任何扰乱男性、让男性觉得不舒服的事情都不正常、有问题，会带来破坏；他们并不觉得这些是早该发生的纠错举动。”（p.238）而女权主义者总被当作极端分子，只是因为她们毫不留情指出了问题。

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指出，Metoo的文化革新意义领先于司法体制，改变着法律一直都没能改变的两大障碍：对掠夺者的默许，以及对受害者贬低的文化。运动家Audre Lorde则在她那篇著名讲演《愤怒之用》中指出，经由文化的改变，愤怒可以对我们基本的假设，进行一种根本而彻底的重塑，并改变法律体系，就如愤怒曾经给美国带来了《民权法案》。

现在，愤怒的女性同样在体制层面开始行动，特朗普的刺激让新一代女性走上街头，参与公民社会，学习选举政策，成为组织领袖，竞选公职的女性激增。同时女性们明白，更多女性掌权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重塑权力结构，重建权力体系和机制”（p.301)。

Audre Lorde写道，“每一个女人心中，都储藏着一座充盈的愤怒武器库，这愤怒源于那些使其诞生的压迫——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制度性的……”各个层面上，女性不再将愤怒内化成自我消耗的悲伤，而是转化为行动主义。“愤怒演变成了决心”（p.309）——不闭嘴、不撤退、不允许自己被侮辱的决心。但是，Audre Lorde也提醒，“大多数女性尚未发展出面对愤怒的建设性工具。”

我们都明白同盟联结和女性团结的重要性，然而，如特雷斯特观察到的，

“愤怒的女性之间有一点最让人难以捉摸，那就是她们经常对彼此生气，并且常有极为充分的理由”（p.180），因为“女性运动不是被压迫的少数人的运动，而是被压制的大多数的运动。‘大多数’这个范围本身就意味着其包含的群体有着不同，甚至是敌对的主次考虑和目标。”（p.184)。比如近几年，中国大陆的性别讨论不断被自称女权主义者的内部撕裂占领着，从“服美役”到“跨性别”，本该是伙伴的人们互相攻击和伤害。

但是Audre Lorde相信，“女性之间的愤怒，并不会将我们摧毁——只要我们能够精准地表达它们，只要我们在倾听言说内容时，至少投入与自我防卫于表达方式同等的专注与强度。”

这便是“有责任感的愤怒”。女性群体继承而来一种扭曲，“如今将其转化的责任已落在我们手中。女性的愤怒，能够通过洞见，将差异转化为力量。因为同伴之间的愤怒所孕育的，是改变，而非毁灭；而它所常常带来的不适与失落感，也并非终结，而是成长的征兆。”（《愤怒之用》）

更进一步说，混乱和争端本身并没什么，如共同创立“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活动家艾丽西亚·加尔萨（Alicia Garza）所说：“历史上没有哪一个运动不是混乱不堪的”（p.198)，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可以学着“穿过愤怒到达彼岸”，跨越分歧集结起来（p.199）；如果我们将自己局限于已经与我们看法一致的人群，那我们就无法扩大运动，进行更大规模的结盟，那无疑是没有出路的。

所以，当我们面对差异和分裂，那便是最好的愤怒练习。

当我们卷入“派别之争”，当我们产生冲动去称呼另一个女权主义者“平权仙子”、“胎器”、“婚驴”的时候，谁在从中获益？

利用内部差异，制造彼此敌对，放大内部怨恨，从而让一个群众运动四分五裂，容易掌控，这套古老的分而治之的手段，是否有可能止步于我们？

女性的智慧，是否能让我们看到而不是传递彼此的运动创伤，让我们跳脱出那个时刻备战、时刻警觉、时刻“鉴别”和证明自己预判的循环困境，过出一种萨拉·艾哈迈德笔下的“女权主义式生活”：从单纯的“对外揭露”转向“对内的维系与修复”，从消耗性的单打独斗转向集体性的相互照护？

事实上，“愤怒是一种联结”（p.338），不仅帮助女性找到彼此，还曾让不同的边缘群体结成斗争同盟，比如劳工和性少数，废奴主义者和妇女参政论者。加尔萨曾说，“每一天我的内心都充满愤怒……但是比起气愤，我更想要自由。我想和那些同样更想要自由的人一起合作，因为这样也许我们真的能够做成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p.203）愤怒是工具，而不是目标。我们需要保护好这团火，不要浪费它。

最后，除了横向的同代联盟，请别忘了我们的前辈和后代，了解我们的herstory：我们从来不是第一代觉醒者，也不是最后一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和妇女工作者们用自己的愤怒为我们撞开了很多门，而我们如今的愤怒又能转化成什么工具和资源，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个十年？

这一期节目里，我们由《好不愤怒》这本书，聚焦于女性的愤怒自2016年以来的演化，以及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同时具有破坏性和革命性的情感。我们不要以自己的愤怒为耻，但我们也不能被自己的愤怒吞噬。2016-2025年，这个十年始于愤怒，但愤怒后面改变现状的信念，才是真正定义一个年代的精神。

下一期节目，我们从2016年后移到2017-2020年这个时段，谈谈与metoo运动高峰相关的两本书《傲慢的堡垒》和《同意》，着眼于Metoo运动让我们看到的支配之恶，以及这种恶是如何被纵容的。

谢谢收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