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集，说了我在欧洲，寻访文学家、艺术家故居的失落。结结巴巴，不得要领。

录完以后呢，我就问替我录音的姑娘：“你听下来，你能明白我感觉吗？”

她说，她想到第一季讲希腊神话，Narcissus 对着水照镜子，总想看清楚，结果用手去碰，一碰水就乱了，距离就没了。她还说，我曾经强调我是个写实的人，什么事都得确认是那个样子。

这就是问题啊——你手一碰，距离感就没了，水就乱了。这也是一种说法，我之前倒没想到。

叔本华不懂匮乏

我本来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扯了半天，什么失落、这个那个……用哲学的说法，问题其实出在欲望。

叔本华的模式是：欲望实现了，你会无聊，于是赶紧去找新的欲望，再去实现。最后无一例外，又再度陷入无聊。

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但我不想用“无聊”这个词。在叔本华的语境里面，他没法想象：有个中国青年只能借到一张贝多芬第九交响乐唱片，回到乡下，在旷野里暴走、背诵旋律。

那是我在 1975 年前后的经历，无比幸福。叔本华不会知道，人会匮乏成那个样子，更不会知道，抵抗匮乏的居然是“背诵”。

但他的公式还是有用，怎么用呢？就是你在旷野背诵贝多芬，和你终于在“贝九”演奏的现场，不是一回事。看起来，后者实现了前者的欲望。可是在我这里，欲望一旦实现，你会使劲怀念欲望。而我怀念的，其实是匮乏。

到底怎么回事？有一位 90 后的朋友，后来为我解了这道题，可以说说。

去年秋天，乌镇老总陈向宏开发的盐官景区，离乌镇个把小时的车程，那里是王国维的故乡，也是钱塘江潮所在地。

他的野心是把盐官做成一座“音乐城”——找到全国、甚至全世界各种音乐人，民间的、流行的、大众的、小众的，包括古典音乐，都到盐官来玩。

2025 年 11 月 16 日，盐官自己的交响乐团，向全国借了两百多人，阵容庞大。首演就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聆听《贝九》现场不容易，我招呼几位朋友去听，其中就有这位 90 后的朋友。

他是木心的读者，我们来往十多年了，他写过好几个长篇评论研究木心，并不为了发表。我不太看得懂。前面哪一集提到过，我还向他请教什么是“主体”和“主体性”，他长篇地跟我解释，我还是不太懂。

他来了盐官听音乐会。结束后，我就问他：“你觉得好吗？”

他来短信说：“其实我好奇你的感觉。你当知青时在乡下背诵“贝九”，又在 1977 年，听过小泽征尔在中国的第一场“贝九”演出。现在，你在盐官这样一个景区听“贝九”，你是什么感觉？”

这里呢，要做个交代。2025 年 11 月，盐官景区排练“贝九”的时候，我去听过。我特别喜欢听人排练，就录了第一乐章的一段，我非常迷恋，但是很难背诵。1975 年有一天，我记得就在旷野里面突然背顺了。

我就把排练时录的这一段，发给我的青年朋友。他要我说感觉，我就回答他，我说：

我的记忆跟“贝九”、跟音乐，其实没关系，而是跟知青生活有关系。那个时候，国家封闭，完全不了解世界。

五十多年过去，“贝九”在青春记忆中，被我神圣化了。仔细想想，我做了三世人。

一个是从出生到二十九岁出国；

一个是在纽约待到四十七岁；

再一个，是回到中国的这二十多年。

如今，我能在北京、上海听到柏林乐队、维也纳乐队、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最奇葩的是，我居然能在浙江盐官，听到现场的《贝九》。

可是，音乐记忆很难衔接，也不可能核对。今天晚上的《贝九》，1979 年小泽征尔的《贝九》，和 1975 年我借到的那张破唱片，我根本无法比较。

但我最迷狂、难以磨灭的聆听记忆，还是那张破唱片。没有比那更美好的经验。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一点不想回到匮乏年代。我享受我的第三世做人——居然能在浙江小镇，听这么大排场的《贝九》。

可是没办法，我不可能立刻取出破唱片的记忆，放在这里，和今晚的聆听比较。

我在上一集结结巴巴想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明明实现了当年的欲望的顶点——站在我的偶像家里，或者坟墓前。可是，就那一刻，我意识到当年的欲望贬值了，没有了。

这是奇怪的感觉，我认为是病态的。但年轻朋友让我明白：为什么我不肯放弃这种病态。

赤贫的辉煌

年轻朋友的回复很长，是一封完整的长信。他说：

你借唱片、第一次聆听小泽征尔的《贝九》，近乎一种神圣的经验。它与那种在极度匮乏中产生的强大欲望有关。

欲望，在此处就是尼采所谓的“权力意志”。你当时的情形，看起来权力完全在贝多芬和小泽征尔那里；但因为你拥有地狱般空乏的欲望，事情在你们两端之间，出现一种奇特的形态——即双方都对你的自我拥有强大的权力。

贝多芬当然是英雄，而你虽然赤贫，却有另一种方式迎向他们的辉煌。哪怕你们完全无法沟通，都能构成一种宗教般的、伟大的误解。

他说的这些，我不知道诸位能不能听进去。但出乎我的意料，我一读就止不住哭起来。

不是我委屈，而是我忽然被告知：当年，我是强的一方，不是弱的一方。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第一次明白，当年自以为无限弱的、匮乏的、绝望的状态，原来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非常强。这种“强”，居然体现了尼采所谓的“权力意志”。这段分析照亮了我的过去，可是我自己没法解读。比如，我曾经置身于一种宗教般的、伟大的误会吗？

他接着说：

出国后，所有艺术都能轻易得到，富足的日常经验，取代了近乎疯狂的宗教经验。生产权力不在那个恶鬼那里了——他被喂饱，被填平了，不再是命运般拥有赤贫的辉煌。这时，欲望的实现，成为对欲望的废黜。

我不晓得诸位是否同意。这就是我出国以后的经验：我被喂饱了，但是我的欲望被废黜了。

如今，我是亲眼目击过许许多多的人，都进入了这种经验——欲望的实现，成为欲望的废黜。

一般中国人，绝大部分爱艺术的人，不必非得出国了。这几十年，欧洲一流的书籍有了译本，一流的乐队、一流的博物馆藏品，也陆续来到中国。封闭时期的集体欲望，都被大规模喂饱、填平了。

主体的悖论

来看下一段，他话锋一转：

但总还是剩下点什么吧？

总之，你不再是那种整个灵魂被拽住、甚至从内部爆裂的经验，而是你成为了“人”——成为 80 年代中国人暂时没能力成为的现代人。它近乎某种飞升。

从此，另一种时间堂而皇之地写入你，并为你所主动写入。你变得精于鉴赏，你拥有越来越多的“知”。这时，你获得的就是所谓主体性了。

这家伙真能写啊。主体性是这个意思吗？我居然有了“主体性”，变成五十年前我自己无法辨认的某个人。

这些年大家都要我谈艺术，好像我真的懂艺术，这就是我的主体性吗？如幻似真。

这位朋友继续分析——为什么我怀念那张旧唱片——他说：

但在趋于成熟的同时，你始终无法摆脱、也不愿摆脱那种近乎诗意的天真、始终惊讶的无知。那是消失的赤贫所留下的最后一抹影子。

但它不再是极为强大的恶鬼，不再紧紧拽住你的咽喉和肠胃，而是齿舌间萦绕着某种再也无法寻回的滋味。

就像音乐的消失。你晓得，这东西对你多么珍贵。它们之所以对你珍贵，是因为这是赤贫所残留的一丝丝天真与无知。如果没有它，你的主体算什么？这个自我的残留，构成你真正的主体性生产。它是一种时间性对另一种时间性的权力；二者的结合，就是你的主体结构，也是你活了两辈子所得着的两个构建。

这一段，就是分析我上一集拼命表达的失落感。现在我明白了：我以为我在怀念匮乏，原来，我真正不肯忘记、不肯放走的，是我曾经有过的——近乎诗意的天真，始终惊讶的无知。

这个时候，我也才明白，那是我活了两辈子所得着的两个构建——虽然他用的是理论话语，以我的理解——就是知青经历和纽约经历相互交叠，成为了目前的我。

但他的分析还没完，诸位有耐心听吗？他继续说：

实际上，这个现代人，又是在你跟木心的关系中生产出来的时间性。他带来了另一个时间，成为一个你后来想要回到其中的时间。

跟你年轻时代的赤贫不同，木心带来的这个时间，与上海——且几乎只与上海有关。它是另一种被消灭、荡平、抹去，并被彻底抛弃的时空形态。

在木心身上所折射出的、孕有古中国记忆的民国，不管是鲁迅、张爱玲、胡兰成，在你这里，条条冤案都指向那个时间。你以某种为其伸冤的方式，试图与他们在一起。

熟悉我、早先读我的写作的朋友，会觉得他说的对吗？

过去二十多年，我的文章、讲演，在他这段分析中，似乎有了线索和原因。但我在做的时候，并没有这种意识。

以下的段落，他的分析越来越综合了，他说：

这三种时间性在你身上的分裂、激战和交融，构成了你自身的时间性生产。你思想、说话、做事，无不是这三者的演绎，所以你感到自己活了三辈子。

事情确乎是这样。身为今天的中国人，时间在我们身上，就像一个杯子被打碎后、又被我们的手极力拼凑在一起的形态。

我很难不同意他这段话。

一个人说话做事，他自己很清楚吗？不是的。照这位年轻朋友的说法，这是我自己身上三种时间性的交互作用。这倒是真的。

我谈话、写作，总会不由自主想起这三个时段。有时我觉得，自己太过于怀旧了，也近乎病态。现在看来，我无法摆脱，不肯摆脱的，好像就是他说的这三个时间性的支配。原来他们是我的构建，我的宝贝。

再接着听，他说：

现在，你可以在美术馆做展览、办音乐会，但这种经验的生产权力在哪？它始终只在匮乏及其残留上，在你试图返回其中的空间，且以你在纽约所获得的主体性，为其代言。

我就这么一段一段读着，暗暗惊讶，所谓旁观者清，原来我的知青记忆和纽约记忆，是这样在起作用，而我自己一直糊里糊涂。

我当然很谢谢他的来信。他为这封信起了个题目，叫做《赤贫与青春》。

对啊，我的一切资源，不就是这两个词吗？多少年来，我在媒体上晃来晃去，网友们把我看成一个成功人士。但在这个人背后，在这一代人背后，其实就这么两句话：一个是赤贫，一个是青春。

信的最后，他试图切题了。他说：

赤贫，是一代中国人强劲的精神性肠胃。但你必然不好去赞颂赤贫，没有人愿意回到赤贫；但被我们抛弃、克服的赤贫，却构成我们真正具有生产性的动力之所在。赤贫，是主体性永远不可能愈合的伤口，近乎某种圣伤。这就构成了主体的悖论。多谢这悖论，它使我们真正地成为人。

他写到这里，就写完了。

背叛欲望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正成为“人”，但我知道：如果我仍然是个知青，绝对是残缺的。反过来，如果我只是去了纽约、开了眼，我还是残缺的。

缺什么呢？套用他心中的哲学概念，就是我只拥有一个时间性，我生命中将没有“分裂”的经验。

我蛮惊讶的，他居然知道，我无法摆脱赤贫记忆。这种记忆，他称之为“伤口”，而且永远不可能愈合。

上一集我唠叨的所谓失落，全都来自这个伤口。我走进贝多芬故居，这个伤口同时到位。

当我找到音响，《艾格蒙特》响起来，我涌上的第一记忆，跟贝多芬无关，而是看见 1977 年的我，坐在两块钱一张票的运货棚车里。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坐过棚车？它完全是运牛、猪或者货物的，在当时，车票很便宜，也运送人。

张爱玲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就是她当年到温州去找胡兰成，坐过一段这样的棚车。那个描写太精彩了，不得了。

我就挤在一大群穷人当中，去南京，去我在江北的农村。那好像是三四月，外面是荒凉的田野，一片春寒。在车轮的节奏中，火车喇叭忽然响起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艾格蒙特》序曲。

那时，“文革”才结束一年，我 24 岁，古典音乐解禁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艾格蒙特》，就像那几张《贝九》破唱片一样。后来在音乐厅现场、在优质 CD 中聆听《艾格蒙特》序曲，都不及我在破烂棚车里的震撼。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那更美的遭遇。如果那是伤口，我愿意终身带着它。它好像已经变成我的一个器官。

当我在贝多芬故居一长串曲目中，就这么一下选了《艾格蒙特》，说明那个器官——也就是那个伤口——又发痒了。

但是这位年轻朋友把我的伤口称为“圣伤”，吓我一跳。他又说，它是我的主体的悖论，那倒蛮好，我爱悖论。

上一集的絮叨，不就是这个悖论吗？如果你觉得我太凡尔赛，现在我有个词可以狡辩了，叫做“悖论”。最后说半天，以上我所谓的“失落”，其实近乎恋爱。

你爱的，到底是你的欲望，还是你拼命想要得到的爱人？如果是爱人，那么欲望终于实现的一刻，是什么情况呢？你还记得你的欲望吗？

那位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其实很难懂的。我在别人解释他的视频里面看到，拉康对这种状况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回答，他说：你背叛了你的欲望。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木心不去欧洲是对的。终其一生，他没有背叛自己的欲望。

当然了，我对拉康和木心的解读，很可能是错的。通常我不敢碰哲学，我解读木心，也只是我的解读，很可能也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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