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的听友你好，欢迎来到《如何更好地生活在一起？西方秩序2500年》，我是张新刚。

在上一讲中，我们讲了西欧面对着内外的政治和军事压力，通过封建主义重建了地方秩序：领主、采邑、骑士和城堡构成了碎片化的保护网络。

同时，在这个权力高度地方化的时代，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力量基督教教会也经历了深刻变化。具体来说，就是教会秩序也从地方化和危机四伏的状况逐渐走向对自主权的追求。

今天，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在“封建革命”前后，尤其是封建革命后，教会的状况、演变，特别是教会遇到那些危机，以及又是如何在行动和思想上展开自救的。这一阶段教会改革的终点就是教宗格列高利七世在1075年发布的《教宗训令》，标志着教会独立于世俗权力并在精神层面高于世俗权力的，这也为皇权与教权的持续冲突埋下了种子。

 

正如我们上一讲讨论过的，在公元10世纪，查理曼帝国分裂后，中央权威崩解，维京人从北方、马扎尔人从东方、穆斯林海盗从南方不断入侵西欧。

各个分封王国的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无力提供有效保护，地方贵族迅速崛起，他们修建城堡、组织私人骑士武装，用土地换取忠诚，形成了我们前一讲讲述的封建秩序。

在这个大背景下，教会也深深地被封建化影响，随着地方势力的崛起，地方教会更多地依附世俗权力。这就带来了这一时期教会的第一个危机：教会被世俗权力侵蚀和主宰。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教会还有出现了两个严重的危机，那就是买卖教会圣职带来的腐败，和神职人员婚姻和世袭化。如果大家听着这些名词有些陌生，也没关系，我接下来用例子来一个个展开。

我们先看看世俗权力如何主宰了教会。

过去在加洛林时代，教会和世俗权力的关系纠缠在一起，二者相互利用，并且从前面讲过的丕平和查理大帝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尽管皇帝和国王会保护教会、捐赠土地，但总体上二者还保持一定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