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仲树一起重读阿伦特：《人的境况》读书会
大家好，欢迎来到《独树不成林》。今天我们来讨论我觉得非常困难的问题，那就是诗人和艺术家是否应该被世俗道德审判？
之所以非常困难，是因为下面两种相悖但同时又都非常有道理的倾向。
问题的提出：两种相悖的合理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我们会说，当然啊，诗人和艺术家，首先他们是人，作为人，他们做出了道德沦丧的事情，他们做出了在道德上有问题，甚至泯灭人性的决定，他当然应该受到世俗道德的审判和惩罚。而且自古至今，每一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可能不同，但是每一个社会都会根据它所信奉的道德标准，来惩罚审判所有违背这个道德标准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创造了很多社会价值的人，等等等等。
我相信这种倾向是大家听到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但是为什么诗人、艺术家、哲学家被世俗道德审判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困难？或者说它甚至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我们会去探讨的问题？
首先，我想在这里说，我在这里界定的“我们”是有一个界限的，对吧？对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不会去欣赏诗人、艺术家、哲学家的人，不会去欣赏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某种天赋和贡献和智识上的愉悦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换句话说，本期播客的主题，诗人和艺术家是否应该被世俗道德审判，作为一个问题，它只存在于读书的人心中，那些欣赏者的心中，那些欣赏诗人、欣赏艺术家的人。
只有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你才会出现另外一种下面我要描绘的一种相悖的、同时是完全合理的倾向：那就是不管这个诗人和艺术家做了什么在世俗层面行为不端的事情，当你打开他的作品，当你去浏览他的作品，当你去欣赏他的创造力，他给你带来的启发和愉悦，他给文明带来的贡献，哪怕你在现实层面想要道德谴责他，你仍然无法在内心对自己否定，说这个作品是一个值得唾弃的糟粕，是一个垃圾。
因为在这种精神层面，这个作品仍然是卓越的，它代表了一个人的卓越和创造力。这个诗人和艺术家他给你打开的通往凌驾于现实之世界之上的诗意空间，这个诗意空间里的五光十色，这个空间的评判标准，和这个创造出空间的人，这个诗人和艺术家的道德，似乎是分开的。作为一位诚实的读者，一个欣赏者，如果你欣赏过这个精神空间的美，你很难说仅仅因为这个诗人和艺术家在现实中做了什么道德不端的事情，你就想要去完全否认他所创造的作品的价值。
也就是说这两种倾向，你会抵抗把这第一种倾向延伸到他的作品之上，说这个作品也是垃圾。哪怕你这么说，你内心也知道你在撒谎，你内心知道，这个作品就是卓越于一些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三流诗人写出来的三流诗歌。
与此同时，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因为这个想法感到痛苦。你内心感到好像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因为你不认为一个人的书和思想能够完全为他的行为开脱。这种痛苦甚至会变成某种愤怒，那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怎么能够创作出这样一个如此精彩卓越的世界？去欣赏这个世界的我们，是不是也间接地在欣赏他的时候，是不是在间接地甚至默许这种道德败坏？这是今天这期播客我想要讨论的话题。
我想说的是，首先，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是21世纪的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道德化。我相信听这个播客的你，如果你不是一个00后，在你的一生中，你会记得这种社会愈加道德化的变迁。哪怕是在千禧年初90年代的时候，大家的道德容忍度是更高的。我觉得是互联网的普及带来的话语的完全民主化，加上社会上越来越多原本脱离于公共视野的私密空间也被公共化和政治化了。这两种趋势导致此时此刻的我们在道德上越来越如履薄冰，乃至于你现在在网上，不管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正常的人生决定，甚至是一些原本鸡毛蒜皮、无功无过的事情，都可以被不同的群体中大量的人进行严厉的道德审判。
越来越严厉的道德审判标准，不管是什么标准，会扼杀每一个文明在智识上的活力。因为有一些想法你说出来，还没有机会展开辩护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攻击了，在你展开之前，就要开始自我防御。
这点在人类历史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中世纪，因为中世纪的欧洲被如此强大的一套基于宗教的道德标准统治，乃至于当时的人们在进行所有自由思考的过程，都需要清晰的意识到这个道德标准的存在，并且去自我审核，不去冒犯这个道德标准，为了躲避他的铁拳直接砸在你的脸上，把你给砸死了。
这不光导致了在一整个中世纪，我们看到的卓越思想作品数量如此之少，而且在一个更加客观的层面，你甚至会看到中世纪的语言水平也在下降，它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模糊。其中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语法结构的退化。在我的观察中，中世纪教会统治权力的增加，也就是说宗教道德标准在中世纪欧洲权力的扩张，是和中世纪拉丁语法结构的退化并行的一个发展过程。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你会发现当时欧洲人的思考写作模式中，拉丁语的语法使用错误变得越来越多，文献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六格用法模糊，宾格与主格混用的情况增多，过去未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普遍开始混用。古典时期的西塞罗、维吉尔的漂亮复杂的属格从句，它的虚拟语气被简化成更加直白、更加接地气的句型，比如说祈使式。
换句话说，总体来说，我发现的是，他们的学者在使用母语的时候，使用母语的能力都下降了，更不要说古典拉丁中那些语法的均衡对称和修辞技巧。我在高中时期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四年古典拉丁训练，等到我后来去看很多中世纪拉丁语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甚至是，是不是印错了？这个句子的语法是错误的，结果他们就是这么写的。我说这个中世纪西方文明文化素质总体下降，是我个人的直观感受，你连话都说不好，说不清楚了。
当然这个想法在今天的西方学界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观点。现在的学者倾向于把它描绘成是语言转型，变得更加俗语化，灵活实用，说这种拉丁语的更不规范，错误增多，缺乏修辞，不应该被描绘成是贬义的退化。
按照这种逻辑，现在的学者也会说，那些在抖音、快手接受教育的年轻人，说话中用的那些含义模糊的网络用语、错误语法以及毫不存在的修辞方式，也只不过是现代语言的自然转变，并不值得我们扼腕叹息，感到忧愁。
我为什么会开始讲这个话题？对了，我想讲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纪此时此刻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日益道德化，导致讨论诗人和艺术家是否应该受到世俗道德的审判，它让这个话题变得越来越难。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拿着一些在之前、在几十年前看起来非常鸡毛蒜皮的道德标准，去判断一个人，乃至于他的作品是否值得唾弃。
我觉得去思考这个问题，最有帮助的语境可能是回到上一个世纪，因为在20世纪，当我们在反思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它的情况更加严峻。20世纪的道德不端，不是抽烟、出轨、随地吐痰、酗酒、斗殴、说了辱女词汇、偷税、漏税，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被判断成是道德不端的行为，放在20世纪的支持希特勒大屠杀、支持斯大林肃反这些事情上，显得相对微不足道。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去看待20世纪的诗人和艺术家如何面对他们在政治上做的一些有问题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深刻的去思考播客标题里的问题。而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现代人提供了源源不断卓越案例的，无疑是那些生活在20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
20世纪的严峻案例：两个德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抉择
今天这期播客我想探索的是，以诗人和艺术家为案例，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抛给哲学家和思想家。
20世纪的德国人，两个最卓越的典型，我脑子里面想到的就是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最后一位欧洲公法学家。施米特的写作生涯长达60余年，在20世纪诸多重大政治思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20世纪的霍布斯”之称，其思想对20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决断论为著；并提出了许多公法学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制度性保障、实质法治国，及法律与主权的关系等。你可以说在哲学、政治思想、法学层面，这两个人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具有原创性、非常具有说服力以及极具影响力的两个思想家。但是他们都选择了支持纳粹党，选择了支持纳粹政府。这个决定对于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的学生来说，尤其是他们的犹太学生，那些被迫在二战之前流亡，离开德国，没有被杀戮的犹太思想家来说，成为了他们一生在思想上需要对抗的事实。
一方面，他们必须要承认，他们确实有恩于（受恩于）这些老师；另外一方面，这些学生又不得不面对这些老师做出的这个堪称邪恶的现实决定的本质。但是经常听独树不成林的各位听友们，应该更加熟悉这些哲学家和思想家了，我讨论诗人和艺术家的频率相对较少，所以今天我们把视线聚焦在一群跟思想家非常类似的一群人，那就是艺术家和诗人。
诗人和哲人在人类文明的一开始就保持了这样一种若即若离的敌对友好关系，这体现在柏拉图对荷马的批评之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柏拉图就是一个伪装成哲学家的卓越的诗人。今天我想讨论的这个诗人是20世纪初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布莱希特：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及其政治问题
布莱希特作为一个现代诗人在德语中的地位，我觉得很难对德语语境之外，包括英语，更何况是中文里的读者来解释。我在学习德语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在现代德语教材中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存在。所以我在德语文学课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布莱希特。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他才华横溢，是在20世纪初最卓越的诗人，他也是一个左翼分子，写出了大量无与伦比的诗歌作品。你可以说在风格上，他放弃了传统德国浪漫主义的抒情诗，他的诗歌不是自我沉沦，而是某种社会批判。
202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布莱希特诗选，黄雪媛翻译的，我觉得翻译的挺好的，大家可以去拿来翻一翻，叫做《诗人的坏时代》。
《诗歌的坏时代：布莱希特诗选》 [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著 黄雪媛 译 上海贝贝特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与此同时，我想说的是，今天的诗歌爱好者和布莱希特研究者通常不愿意讨论的问题是，布莱希特在他的创作生涯中的政治问题。
他选择在东柏林落脚，掌管了苏联阵营宣传机器的柏林剧院，写了很多歌颂斯大林的诗歌，并且在苏联肃反期间，他自己的很多左翼诗人朋友被清洗的时候，仍然选择装作若无其事的歌颂这个让他的朋友不断消失的政权，并且选择在处于东德的柏林剧院，排出一场又一场为苏联阵营歌功颂德的戏剧。他在东德政府的庇护下，创办、领导、撰写剧本，并且亲自指导柏林剧院。与此同时，亲眼目睹的是他自己那些早年跟他一起支持革命的左翼盟友不断的消失，他选择保持沉默，从来没有跟这个政权决裂。
1929年，斯大林在第十六次苏共代表大会上宣布肃清之后，布莱希特觉得，此时此刻苏共最需要的是为了清洗内部的无辜同志，提供一种辩护逻辑。于是他在1930年的东德写下了一部叫做《处理方式》（Die Maßnahme）的剧作，来展示无辜的人、善良的人、人道主义者、伸张正义的人如何被肃清，为何被清洗。这种剧中所谓的处理方式，就是由苏共党内的同志亲手处决一位党员。这部剧展示的是，无疑被清洗的这个人就是好人，他在人的意义而言，他是最好的人，但是恰恰因为他的善良，反倒成为了革命的障碍，所以他应该被清洗。
布莱希特剧本《处理方式》（Die Maßnahme），另有译名《措施》等所以说在我们考虑布莱希特作为诗人的卓越的时候，我们在欣赏他的诗歌的时候，我们是否要去考虑他在政治层面做的一些现实决定？诗人是否需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任？
汉娜·阿伦特对布莱希特的评价
今天我考虑的这个话题，汉娜·阿伦特在1966年纽约课上写过一篇很长的评判布莱希特的文章。阿伦特在评价布莱希特的时候，提出的一些观点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接下来这期播客我们来讨论汉娜·阿伦特，同样作为 20 世纪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对于布莱希特作为德国诗人的欣赏和批评。
我相信一些文学爱好者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说，诗人不配被你们这种学者批判。阿伦特也这样写道，她说，对于诗人的评头论足，总是让我们感到有些不自在，诗人应该被引用，而不是被评判。然而，诗人的声音又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不只是评论家和学者，因为它关乎我们的私人生活，它关乎我们作为公民的身份。因为事实就是，在一整个人类历史上，诗人很少是称职的公民，很少是可靠的公民，他们不省事，而且常常表现出一种令人遗憾的行为不端，并且经常用精神错乱来为自己的行为不端做辩护。
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就在二战期间在美国通过电台发表支持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广播，通过电台成为了在美国为希特勒办事的人，在数百万犹太人正在被屠杀的时刻，大张旗鼓的宣扬反犹主义。这是他成为了大西洋两岸知识分子中最猖狂的反犹分子。战后他被美军以叛国罪逮捕，但是因为精神错乱被免于受惩罚，而且美国诗坛还在1948年把最佳诗歌奖赋予了他，授他为最佳诗人。
埃兹拉·庞德（1885-1972），美国二十世纪诗坛巨匠，也是争议性最大的人物之一。主要著作包括《诗章》、《华夏集》、《阅读ABC》等，早年以意象派诗歌著名，《诗章》堪称英美现代诗歌登峰造极的名著。长年旅居欧洲，1945年在意大利以叛国罪被捕，遣返美国，关押疯人院长达十二年。1972年在威尼斯逝世。诗人选择无视庞德的行为，因为他们评判的是这个诗人作为诗人的品行，而不是这个诗人作为一个公民的品行。我们可以说诗人缺乏道德分寸，缺乏可靠性，也常常逃避责任。即便这一切可以被我们原谅，但是他们显然也不能够完全为所欲为。
所以汉娜·阿伦特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布莱希特的评价中，就提出了我播客标题里的这个问题，她说，我们应当在道德和艺术之间划出怎样的界限？
实际上，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可能在消解艺术，对吧？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懂艺术、不配鉴赏艺术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那些为诗人和艺术家制作行为准则更加贻笑大方的事情了。
汉娜·阿伦特就提出了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同时会让很多人感到冒犯的观点。她认为，既然一个诗人应当被他的作品而定高下，那么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真正伟大的诗人最糟糕的命运并不是被社会道德审判，而是他不再是一个诗人。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观点。阿伦特想说的是，诗人在道德上确实享有一些特权，但是那些歌颂暴行的人，在诗人的评判层面，不是世俗道德的评判层面，他将失去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的能力。
她说我们去阅读布莱希特献给斯大林的这些颂诗中，听起来就像是他自己那些最拙劣的模仿者写出来的东西一样，做作而无力。我们去纵观布莱希特一整个写作生涯，我们看到的是他在东德为政府宣传的时候，逾越了一条诗人所被允许的界限。这条界限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存在，在普通人的肉眼看来几乎不存在，对于外界来说是不可见的，也没有办法被缺乏诗意的人所理解和欣赏。但是一旦诗人越过这条界限，他们便化为高墙，从此便无路可回。你被诗人的世界所放逐，你再也无法回到这个受到某种道德保护的诗意的世界。
阿伦特想说的是，对于诗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惩罚。我们唯一的证据是去阅读他的作品本身，它所揭示的是，在他做出某个政治决定的那一刻，就是这种天赐的惩罚降临的时刻，这个惩罚不是世俗道德的惩罚，而是一种天赋的惩罚。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除了死亡之外，唯一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是他突然失去了神授的天赋，写作的天赋。
对于布莱希特来说，这种天赋的丧失并没有发生在他加入德国共产党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那些不了解斯大林统治的欧洲人而言，在二三十年代，他们不知道那个时候苏共已经准备肃清，已经准备成为一个背叛革命本身的政党。
对于布莱希特而言，这种天赋的丧失也没有发生在莫斯科肃反期间，他的大量朋友正在被肃清，他仍然没有与他的政党决裂，他没有因此丧失自己写作的天赋。
对于布莱希特而言，他的天赋的惩罚，我刚才说的这种对于诗人来说唯一的、真正的惩罚，也没有发生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那个时候他心里面知道苏联正在极力破坏西班牙共和国，来清算当地的反动派。
对于布莱希特而言，他写作的天赋也没有发生在斯大林条约签署的时候。1932年他没有跟苏共断绝关系。
最终，汉娜阿伦特说，诗人的天赋沦丧，这一惩罚最终降临的时候，是他定居在东柏林的时候。在那里，他日复一日地目睹着生活在苏联政权之下，对于普通德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布莱希特心里面知道，自始至终能够欣赏他诗作的只有西方自由世界的读者，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苏共的赏识和青睐。与此同时，他本人哪怕生活在柏林的那七年，也没有遭受真正的迫害。这背后的原因不是因为体制的宽容，而是因为他所生活的当时50年代的东柏林，对于苏联阵营来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带。
东柏林是苏联阵营对外展示的橱窗，它是一个窗口。东柏林与西柏林只有几个地铁站之隔，他们两个地方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在这场政治文化的较量中，布莱希特在东德政府的庇护下，创办、领导、撰写剧本，可以说是作协主席嘛，在东柏林的柏林剧院为世界展示东德政权的文化资产。布莱希特住在东柏林这七年，是在西方观察者的注视之下才得以维系的和平生活与他的诗歌创作。与此同时，他亲眼目睹的是，乌尔布利希特（另译乌布利希）作为当时东德的最高领导人和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在德国把苏联式的政治模式全盘移植到了东德。
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是前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核心领导人，从 1950 年代到 70 年代初长期掌权，见证了柏林墙的修建和东德建立初期的关键历史。事实就是，在布莱希特待在东德作为政治机器宣传的这7年中，他没有写出任何一部新作，也没有写出一首伟大的诗歌。阿伦特说，这才是他能够遭受的真正的惩罚，不是世俗道德的唾弃和审判。
阿伦特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曾经说过“诗人不会犯下重罪”（Dichter sünd'gen nicht schwer）。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诗人比凡人享受更多的宽容与特权，但是诗人也可以犯下严重到必须要承担所有罪责与责任的过错。
她认为，判断一个诗人的道德罪行之轻重的唯一明确方式就是去倾听他的诗句。这意味着，诗人和艺术家的价值和地位并不囿于世俗道德标准，你可以说是某种高于世俗的道德标准（divine justice）。这意味着写出、创作出伟大作品的能力并不完全掌握在诗人自身手中，他需要某种援助，他是一种被赋予的才能，而这种才能诗人也可以失去，失去了这种才能，才是对于诗人真正的惩罚。
阿伦特在这篇文章中详细的分析了布莱希特在诗人天赋上的卓越，这个文学分析我很难在播客里跟大家分享。我想说的是，这篇文章目前有一个中文译本，在叫做《黑暗时代的人们》这本书里面有记载。但是这个译者不仅英文水平很差，完全没有读到我刚才叽里呱啦描绘的这一层意思，汉娜·阿伦特想要表达的非常微妙且具有争议性的论点，而且因为这个译者不懂德语，所以文中汉娜·阿伦特对于布莱希特诗歌的文学分析完全就是乱七八糟，其中的德语翻译不知所云。对于布莱希特的诗，作为诗人的天赋以及他的文学性感兴趣的朋友，只能够耐心等待2026年我会出版的一个中文译本。
今天这期播客我们只能够跳过布莱希特他文学天赋的卓越，他作为诗人的卓越的文学上的分析。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只能够要求听众预设了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是20世纪最具有天赋的德国诗人。我们在这个预设之上再来讨论，他作为一个个案，他人生中的这些政治决定与他自己作为诗人天赋之间的关系。
布莱希特作品中永恒的主旋律：怜悯
在这篇长文的第四节中，阿伦特说，作为一个诗人，我们会发现布莱希特作品中始终不变的主旋律是一种怜悯。在布莱希特最著名的一首诗《后生者》（An die Nachgeborenen），他这样写道，哦对了，我在这里引用的所有德语诗歌都是我自己的翻译。布莱希特在《后生者》中这样写道，
人们对我说，你吃吧，喝吧，你应该为此感到庆幸，你有饭吃，有水喝。但是当我的食物是从饥饿者的口中夺来，我的水杯本应该给那些濒死的干渴之人，我怎能安心吃喝？
这种怜悯是布莱希特的诗歌和剧作中最激烈、最根本的激情。他在剧作中的戏剧性冲突的核心，通常都是在作品中描绘，在一个没有办法做好人、做好人必然会失败的世界中，如何去面对自己想要做好人的诱惑？布莱希特的戏剧基本上都是在描绘一个出于怜悯而想要改变世界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发现自己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做不了好人，你一定要去做坏事。
汉娜·阿伦特说，布莱希特本能的发现了一个众多革命家始终未曾正视的事实，从罗伯斯庇尔到列宁，现代革命者的驱动力正是这种怜悯给人带来的革命激情。
在第205 期播客《法国大革命如何从自由走向血腥》的主角罗伯斯庇尔，他在早期把自己的革命激情描绘成了一种“怜悯的热忱”（le zèle compatissant），坦率承认自己会对弱者和不幸之人深切的吸引，被他们深切的吸引。布莱希特在他的作品中会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隐晦的并列称之为“经典正统”（Die Klassiker），当他说“经典正统”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三个人。他说，经典正统是最富有怜悯之心的人。对于这些具有怜悯之心的革命者而言，他们与那些单纯仅仅只有怜悯的无知者相比，不同在哪？不同在于，那些革命家知道如何将怜悯转化为愤怒，因为怜悯只是给你不打算帮助的人的一种道德补偿。
我们去看布莱希特的杰作《圣琼安在肉铺》、《西蒙娜·玛莎尔的幻想》、《高加索灰阑记》，这些作品描绘的核心都是这个问题，如何在一个糟糕透顶的世界做一个好人？为什么这会是一个矛盾？因为这种做好人的冲动，在这个糟糕透顶的世界会强迫你去做坏事。那一个为了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做坏事的好人，他还是一个好人吗？这种为善的冲动，强迫你去行恶。我们可以说，这是在现代历史上，所有革命家要面对的最大矛盾。如何化解这种想要成为一个好人必然会带来的冲突？
这也是布莱希特所有剧作中不断回旋的主题，这是他作品的主旋律。他为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他有一部剧作叫做《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他给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是创建了一个双重角色。这个来自四川的好女人太穷了，没有办法行善，负担不起她对于世界深深的怜悯，于是她选择在白天做一个冷酷的生意人，靠着欺诈和剥削别人赚钱，晚上将这些钱分发给她白天剥削过的人。
《四川好人》 [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著 丁扬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你可以说这个解决方法是矛盾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布莱希特，像他尊为经典正统的革命家一样，无法克服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深深的怜悯。
这个怜悯在他的《三分钱》歌剧的结尾那首歌里是这样子表达的，他说，
有一些人生活在黑暗中，另一些人生活在光亮里，我们只看得见那些在光亮中的人，看不见那些活在黑暗中的人。
他描绘的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汉娜·阿伦特写道，在法国大革命以来，底层的穷人像一股汹涌的洪流，第一次踏上了欧洲街头。从那个时候起，革命家中便不断有人像布莱希特这样，出于怜悯而行动，却因为羞耻而隐藏起这份怜悯，借用科学理论和强硬的修辞对此加以掩盖。
然而像布莱希特这样，真正意识到我刚才读的诗句里面的这点的人，少之又少。意识到什么？就是对于社会底层的人而言，除了命运对他们的伤害，他们还在遭受另外一层耻辱，那就是他们的苦难被雪藏在黑暗之中。人类历史不会书写这些底层人民的苦难，而布莱希特当时对于苏共的支持，哪怕是在斯大林肃反期间的苏共，恰恰出于这种怜悯，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宣言》（Das Manifest），其中有一句话说，
与人民一同战斗的那些伟大革命导师们，将被统治阶级的历史补入了那些原本只记载统治阶级的历史之中。
布莱希特不仅理解穷人的苦难，更对他们所处的默默无闻的处境，被历史遗忘的处境感到愤怒。他认为穷人是不被社会看见的人，正是出于这种由怜悯激发的愤怒，他开始期待局势逆转的那一天。哪怕在逆转过程中，他的朋友被清洗，他自己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他的国家失去了公民能够享受的经济自由、言论自由，他也不愿意放弃这种怜悯。
这个问题就在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你想要做一个好人，想要带来你心中想要的改变，意味着你要变坏，想要铲除卑劣，意味着你要去做最卑劣的事情。
诗人与现实的关系
所以布莱希特在1929年斯大林宣布肃清之后，写下了《处理方式》（Die Massnahme）。他选择在道德上为那些难以言说的恐怖事情进行辩护。汉娜·阿伦特对于这部戏剧的评价非常有意思。她说，这部戏从艺术角度而言绝非拙劣之作，甚至包含了一些非常出色的歌词。举一个例子，其中有一首叫做《稻米之歌》（Reislied）最为著名。
这首诗有四行是这么说的，布莱希特写道，
我知道什么是稻米吗？我还认识谁知道什么是稻米吗？
我不知道什么是稻米，我只知道它的价格。
我知道什么是人吗？我还认识谁知道什么是人吗？
我不知道什么是人，我只知道人的价格。
这个为了苏共提供辩护的剧作中，有很多这样铿锵有力的作品。与此同时，阿伦特又评价到，一个诗人能不能够拥有如此坚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同时还保持他作为诗人的品行。这种坚定的立场，它一定代表着一种玩味戏谑态度的消失。而这种玩味戏谑的态度，恰恰是一个诗人和现实应该保留的一种关系，这是一种疏离的关系。这种玩味的戏谑精神是所有诗歌创作中至关重要的元素。
你对你的朋友调侃说，等我掌权了，直接把你枪毙，是一码事，但是真正生活在一个会枪毙反对者的稳固苏联政权中，并且为这个政权辩护，是另外一码事。
而布莱希特所犯下的错误，就是试图与这个事实达成和解。他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惩罚，阿伦特说，他受到的惩罚是他失去了作为诗人最卓越的特质，那就是一种他跟现实的关系。这是一种带着玩味的疏离，一种很难被语言描绘的特质，这不是世俗道德能够给予他的惩罚，他没有办法再从任何层面，没有办法再从他的作品中，去诗意地衡量现实。
布莱希特对纳粹政权的误判与诗歌的失败
这种惩罚第一次体现在布莱希特对于纳粹政权的态度上。
布莱希特在1933年德国发生国会纵火案，纳粹夺取政权的第二天流亡出境。那些被他奉为经典正统的马恩列没有办法让他看清当时究竟在做什么，因此他开始说谎。布莱希特有一部作品叫做《第三帝国的恐惧与苦难》，阿伦特说这只不过是用分段分行的形式写的新闻写作而已，这不是诗歌，因为当时希特勒在德国的宣传是，我们纳粹政府已经在德国解决了饥饿问题和失业问题。
伟大的纳粹统治下，德国没有难民，工人不再挨饿，没有饥荒。你可以说，确实希特勒缓解了德国当时正在面临的经济问题，希特勒的统治对于德国的无产阶级来说，在很多层面并不是一件坏事。那么对于把马恩列奉为经典正统的布莱希特来说，他没有理由不去赞美希特勒，他拒绝承认这个你睁开双眼就能够看见的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当时在德国真正遭到迫害的不是无产阶级，不是工人，而是那些被纳粹德国排除在外的种族不纯洁的犹太人、波西米亚人、同性恋，等等等等。在纳粹德国，决定你命运的不是你的阶级，而是种族。
但是布莱希特的政治意识形态拒绝让他看见这个问题，让他承认这个问题。所有布莱希特描绘他的祖国纳粹德国现状的诗歌都非常糟糕。比如说他还写了一首诗叫做《一个政治鼓动者在棺材中的葬礼》，讲述的是一个被纳粹关押致死的政治鼓动者，用密封的棺材送回家的故事。这是在纳粹的一个惯例。
在布莱希特笔下，这个鼓动者之所以被害，是因为他在德国鼓吹他想要吃饱饭、有房住、养得起孩子。换句话说，他想要的就是一个工人无产阶级的基础诉求。但是在当时的德国，他被视为疯子。因为当时的德国没有人在挨饿，纳粹已经通过民族共同体 （Volksgemeinschaft）解决了这个吃饱饭、有房住、养得起孩子的问题。现在说这句话的人，就是一个值得被关在密封棺材中送回家的鼓动者。
布莱希特在这个诗中想表达的是，在不同的资本主义体制国家之内，人民受到的压迫只有程度上的差异。阿伦特在这里评价道，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让布莱希特甚至没有办法看清他笔下究竟在描绘什么现实。真正的恐怖，他诗中，他自己写出来的恐怖，难道不是他标题里面已经指出的，为什么这个鼓动者会被关在一个密封的棺材里送回家？
这个密封的棺材作为意象极其重要，但是布莱希特作为一个诗人，甚至连他自己标题里蕴含的意象都看不清楚。在布莱希特的描绘中，这个鼓动者的命运不过是跟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对者所遭受的命运差不多，而这恰恰是谎言所在——在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者不会被打死，再用密封棺材送回家中的。如果你只是把纳粹德国看成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你在说谎，你在错误地描绘事实。
布莱希特本人逃离的正是这样一个国家，但是他不敢面对这个事实，因为拒绝承认这个事实，意味着他放弃他所信奉的这些“经典正统”，这导致他在二战时期写的所有反战诗都失去了他作为一个诗人和现实之间的这种既疏离又亲密的关系。
最终这个问题，诗人和艺术家应该被世俗道德审判吗？它最深层的考虑是，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伟大的诗人与现实的关系，跟我们普通人与现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艺术作品是真实世界的复印机，完全忠诚于真实世界。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因为它能够对真实世界进行某种再生。与此同时，也没有一个艺术作品，真正的艺术作品可以完全脱离于真实世界，完全把自己和真实世界隔离开来。
我们可以说，现代艺术中的那些超级抽象的，看似跟现实艺术毫无关系的艺术作品，它也在反射这个现代世界、真实世界中的精神层面的声音。这个精神层面的声音，通过现代艺术表现出的就是这种完全抽象的、与现实无关的艺术形态。
汉娜·阿伦特对于布莱希特这个诗人做出的最终评价是：布莱希特这个20世纪初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困境在于他介入了现实。在布莱希特早期作品中，那些最卓越的诗歌，诗歌中的声音是现实的声音，然而当他真正加入了现实，加入了政治，做出了这一系列政治决定，为他所理解的现实困境进行政治运动的时候，反而将他从真正的现实中带走了，他的诗歌变得无法捕捉现实，无法诗意地捕捉现实，他拒绝直面祖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最终，当他愿意为了艺术回到东德，因为东德政权愿意给他一座剧院，让他为政府做宣传，于是他屈服了。
对于布莱希特作为德国20世纪初最伟大的诗人来说，这意味着现实彻底压倒了他，现实让他再也无法为现实发声，发出诗歌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他在东德那7年没有写出一部作品。汉娜·阿伦特写道，这是布莱希特这个个案能够教给我们的教训。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在这个前提下，向他所赋予德语文明的诸多文化遗产，致以应有的敬意。
正如歌德所说的，诗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像普通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他们不完全置身于现实之中，他们拥有诗人身份带来的与生俱来的疏离。但是如果他们选择放弃这份距离，他们也就不配称之为诗人。而布莱希特在20世纪，以近乎无人能及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命和艺术都压在了这场尝试之上。这场尝试带他走向了胜利，也带他走向了毁灭。
所以，阿伦特主张，对于伟大的诗人，我们应当给予更加宽容的余地。这种余地恐怕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之间都很少愿意给予的。她也并不否认，她的主张很可能会冒犯很多人对于正义的理解。
正义要求所有人平等，而宽恕坚持的是人的不平等
所以在播客的最后，我想回到一开始我提出的这个矛盾，为什么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审判行为不端的诗人，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想因为他们作品的卓越，想要宽恕他的行为不端。我觉得最后的这个想法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的个人经历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这个矛盾的态度，它背后代表的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前者所代表的道德标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是因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们应该用同样的道德标准去审判所有人，包括诗人、包括艺术家、包括哲学家、包括思想家的行为不端。这无疑是一个道德正确的态度。
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可能性，它的复杂性就在于：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不一定是一种绝对原则，因为每一个审判都可以被宽恕所改变，每一次审判都有可能被一次宽恕来代替。但是宽恕遵循的是另外一套截然不同的规则。法律的尊严在于平等，法律只看行为，不看施行的人。而宽恕的尊严则恰恰相反，它关注的是这个人本身。
最后我想要邀请大家来思考一下，没有哪种宽恕是在真正的宽恕谋杀或者是盗窃这种行为，在我们宽恕别人的时候，你宽恕的永远是那个做了坏事的人，我们宽恕的是人，而不是那个人所做的某件事情。正是因为如此，人们通常会认为只有爱才能带来真正的宽恕。但是无论有没有爱，我们宽恕的始终是这个人本身。
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两个态度是矛盾的？因为正义要求所有人平等，而宽恕则坚持的是人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意味着什么？最终它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够也应当比他所犯下的事情要来得更重要、更伟大，人超越于人所做的行为。
所以最后，汉娜·阿伦特说，这种评判标准无疑不可能让我们感到满意，甚至会让我们感到愤怒，因为它不公平。但是唯一我们有可能感到慰藉的地方在于，这种不公平是双向运作的。
一个诗人是否有资格享受我在此为他主张的这种特权，一个诗人是否有资格享受这种特权的标志，恰恰在于诗人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否则他会停止成为一个诗人。
一个诗人的使命是铸造出一个文明赖以生存的语言。但很明显，没有人会拿布莱希特写的那些斯大林赞美诗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仅仅凭借他竟然能够写出不堪细读的拙劣诗句这个事情本身，是他能够遭受的最深刻的惩罚。这种惩罚不来自于世俗道德，而是来自于诗神的惩罚。布莱希特的案例也可以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做一个真正的诗人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OK，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026.05.29
精选评论
共 4 条这期好精彩！
太精彩了
🪞🐖……镜子？ 布莱希特从来不是个例。他就是我们每一个面临理想与现实、良知与生存、诗与政治这种古老分裂时，可能变成的样子。他先给自己套上一个更狂热的逻辑，然后在里面，为自己的沉默签署批准令。我们每个人，谁没有在某些时刻，发明过一个漂亮的理论，来容纳自己那些不太漂亮的妥协？ 天气预报大概率70%会下雨🌧️……结果没有雨，它是错了还是对了呢？ 《激情 》珍妮特.温特森 爱与绝望 恐惧与性 …… 郑寅达老先生的课；王缉思老先生的课；郑非老师的课；许志强老师的课…… 郑作彧老师的课“混沌世界”非常有启发…… · 地质学：没有凡尔赛的构造应力，就没有希特勒这个火山口。 法国的失败，是它自己参与制造的那个板块挤压的遗产？ · 生物学：希特勒与斯大林短暂的共生，是捕食者之间最冷血的相互利用。 斯大林喂养了将要吃掉数百万同胞的野兽，他以为自己是驯兽师，其实也是猎物？ · 气象学：历史的转折，就悬浮在迷雾、心情和一个疯子对另一个疯子直觉的共振中。 必然性由深层构造决定，但悲剧采取的具体形式，却由一团无法预测的风暴所选择？ ……
谢谢小树，第一次认识布莱希特。想到顾域，想起《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个现代新诗经典名句，朗诵时不会想起顾城的罪行而单纯感受诗作本身的美好。作品脱离作者诞生即拥有独立的生命，高于现实或与现实无关。对诗人和艺术家的道德批判，仅限于其本人和行为，而与作品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