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秋子。

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十分有趣的日子，就是世界读书日。

不知道这个节日在大家心中是怎样的？有的人会说，在今天这个 AI 已经很快要无所不能的时代，阅读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与之相似的是，像看电影、出门散步、看展或者是谈恋爱这种需要花点时间来做的事，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似乎也都变成了有点老派的事了。那么在一个一切都要去找最优路径的时代，做一点不那么讲效率的事情是否是有必要的？看理想的小伙伴们准备了一些有关的问题，希望我从文学和阅读的角度出发，来聊一聊相对老派的生活，是否在当下还具有独特的意义。

今天的这一集番外，我们就从世界阅读日开始聊起。

因为其实我曾经说过，我自己是一个世界读书日的 NPC，所以先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游戏玩家，NPC 对我来说是很具体的，它就是游戏中那种功能性的人的存在。比如说主人公他找到了 NPC，NPC 给出道具，任务完成。其实这个 NPC 不会真的影响主人公的命运，Ta也不会反过来被主人公所改变。我之所以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是因为在读书日这件事情上，我感觉自己被“道具化”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和我有类似身份的人就会集体出动，奔赴各种的场合，做各种和阅读相关的活动，我也在其中扮演着那个递出道具的角色。

我这几年参与得比较多，其实观察也会比较多，我自己的体感是这些读书日在社会上所引起的讨论，可能在本质上会更接近于一些商业的活动或者是舆论的活动，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推广。因为我知道很多活动会请来很有名的作家，现场也是人声沸腾的。但是人们来的目的未必是想要阅读，他们来了，参与了打卡，然后就离开。活动结束之后，这个作家也不会被真的让人们去阅读。所以可能我会说的比较直接，就是阅读这件最基础的事，它不是，也不应该通过节日来推动它。阅读可能是通过私人的一些线下或者线上的读书，通过课堂上的一点一滴，以及自己坐在书桌前来实现的。不读书的人可能参加再多读书日的活动也不会真的去读，而读书的人不参加任何活动，也丝毫不会被影响自己的阅读行为。

当然，把读书日变成一种欢庆式的娱乐活动，我其实是理解背后的逻辑的。因为大家可能普遍都有一种“我应该读点书”的执念，但是又很忙，所以需要一些仪式感的方式来充当抓手。阅读当然可以是愉快的，可以有节庆的氛围。但是我想阅读本质上还是一个个体行为，它的前提是个人沉下去。我们在课堂上讨论得再热闹，前提也都是每一个学生把那个文本读完了，所有的热闹都由 Ta 自己独自面对文本的孤独来托底。

当然作为一个 NPC， 好像我没有太多的立场去批评这件事，因为我被卷进去了。在某种程度上，我想这也意味着作为一个现代人，无论持什么样的态度，可能都会被裹挟进一种仪式性的、集体性的行为里面。所以我觉得最值得观察的地方，倒不是说为什么会有读书日这个活动，而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它。

也许这个背后藏着一个非常深的焦虑，就是现代人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是不安的。我刷了一天视频，或者我玩了一整天，注意力越来越琐碎，可能在当下的语境教导里，你就会有隐隐的羞愧感，所以读书日提供的是一种我称之为是集体性的“赦免仪式”，我们一起来宣誓“读书很重要”，一起打卡，一起晒书单，于是那种短暂的愧疚感就得到了抚慰。只不过我不想说我们参与这些商业活动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我们也确实生活在一个需要不断地去聆听外界信号的环境里，在这个环境里结构性地释放出来的信号，它可能还是会对个体有着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提到自己读电子书的一个习惯。

我现在读书基本上是以电子书为主，用“微信读书”，配合几个阅读器。有一个大的，还有一个口袋版的，小到可以揣在兜里。前几天我去北京领单向街书店的奖的时候，在典礼开始之前，工作人员还在调光，我就觉得，哎，我不能这么干坐着，我就从口袋里把我的书掏出来了。因为它很小，不会引人注意，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和电子书的关系的缩影。其实从我用豆瓣的时候算起，差不多是 10 年，我保持着一个一年读 100 本左右书的习惯。但是自从用了“微信读书”，这个数字还在往上走。因为它把我所有的零碎时间都激活了，我自己在我的工作的规划上是非常井井有条和有模块化的。比如说早上我备课，下午阅读和写作，可能晚上 1 点会去翻译，切割得比较清楚。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有大量的边角料的时间，比如我打车去学校的路上，我去食堂吃饭可能要排队的时候，课间的 5 分钟，或者是我做饭和洗碗的时候。那这些时间你单拿出来都不算什么，但是集成起来就很可观，而电子书就让这种零碎时间的集成有了可能。

所以相比之下，我是不听播客也不看视频的。我虽然录过播客，但是我从来不听，因为播客的信息汲取的密度和速度太低了，满足不了我对阅读量的需求。如果说对纸质书有执念的话，只有一个场合在我的生活里是例外，就是课堂。我要求我们的学生在讲某个文本的时候都要带纸质书，我也是拿着纸质书讲的。当然原因是很实际的，因为我需要对着这个文本说，请各位翻到第几页，然后来看这页的第几行。如果大家都用电子书，字号不同，排版不同，页码就是乱的嘛。所以从功能性的需求上来说，纸质书它在我的课堂中是必备的。

这也涉及到我的一个学生跟我聊过的关于纸质书的独特体验。他说读纸质书会形成一种空间记忆，比如说某本书里的某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他记得就是在七十几页的左下角的地方。这个位置感是非常真实的，构成了他阅读理解的一部分。但是电子书我们都知道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你一旦调整字号页码，就会重排，空间坐标就因此消失了。这个就是纸质书所独有的，它可能对我们的大脑记忆形成了一种空间的范围或者空间的位置，只不过这样的一种价值对我个人来说，还是不足以改变我的阅读习惯吧。

另外一个现实，就是我现在大约有五六千册的书，已经对我造成了非常大的负担。如果要查某本书的一个引用，我经常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找不到那本书，最后在满架书墙面前暴怒。那么怎么解决呢？我就重新乖乖地来到我的电脑面前，找到电子版，很快找到了那本书，找到了我需要的引文和页码。这种事情经历多的话，就会让我对囤纸质书这件事产生非常疲倦的心情，所以基本上我现在每年到了年底和年中，都会出掉几百本书卖给“多抓鱼”，或者是我们当地的书店。对我而言，电子书基本上可以代替纸质书，只不过这是很个人化的判断。我觉得电子书和纸质书它本质上都是媒介，目的都是要去进行信息的汲取，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远远没有读书和看视频之间的差异那么大。与其纠结用哪种形式，不如先把读书这件事先做起来。

那么再来聊一下，我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知道书的？

我现在选书的第一渠道是 AI，这也是和我当下的工作重心有关。我去年年底写完了第五本书，我的暂定名是《小说的诞生：从卡夫卡开始的细节之旅》。我会通过对于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的细节拆解，结合很多其他的作家、作品的细节，分析它这种形式的由来，分析它的诞生。小说家写的过程、在写完了之后的前因后果和来世今生，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所以其实我今年需要一个休息，因为我上半年的工作计划就是不再去输出新的作品，没有写作计划，主要是放在备课还有翻译上。备课就需要大量的参考资料，所以我就会去问我的 AI ：“就这个主题而言，哪些书值得看？”它的推荐范围一定是会要超出我的阅读半径的，对我来说是极好的补充。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今天在备课，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有一个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叫做《傻瓜吉姆佩尔》，小说中的主角他就不停地相信别人，哪怕整个世界把他耍得团团转，他都甘之如饴。我很想在课堂上聊“相信”这个话题，我就去问 AI ，有哪些相关的书可以推荐？它给了我一个很长的书单，有一些是我读过的，有一些我觉得方向没有那么的贴切，但是也有一些是完全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外的，比如说它给我推了一本书，是迈克尔·波兰尼的《个人知识》。波兰尼的核心论点是，所有的知识里面都有一个无法被明言的、被意会的，或者被默会的“相信”在底层托着，哪怕看起来很严谨的科学研究也是这样的。也许这本书不是和我要研究的辛格的小说有直接的关系，它也不会直接出现在我课堂上，可是它仍然拓宽了我对“相信和理解”这个问题的了解。所以我后面打算把这本书找来看一下——不过它有 500 多页，我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看完。所以现在我也会推荐我的学生去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论文的参考文献：你可以让 AI 来推荐书，但是不要让 AI 来代写。最后，无论是你的论文，还是你的写作，最理想的状态都是你个性能够呈现，有着你的个人气息。

另外一个得知书的渠道，就是通过朋友推荐，而且是通过几个特定的朋友，我非常相信他们的品味。上周去广州参加活动，我见了一个老朋友。我们当时在书店认识，都要去逛书店，就成为了书友。他这次又推荐了一本我完全没有听过的书，是澳大利亚作家杰拉尔德·默南的《平原》。他跟我吐槽说，读完以后完全不知道他讲什么，这个就勾起了我的兴趣，所以我这几天就一直在看默南的《平原》。我很喜欢这种推荐，因为它是和算法推荐完全不同的，它背后是有一个具体的人，而这个人我与 Ta 的判断，我与 Ta 的趣味、我与 Ta 的品位是非常类似的。

基本上我目前看书的渠道就是通过 AI ，还有朋友的推荐。这两个里面有一个共同点——我都不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我有我自己的判断和主动性在里面。

下一个问题是：有没有感觉到这些年会被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流所影响？

我不想假装我是一个完全集中注意力的铁人，因为我在备课的时候，我在翻译的时候，我可能都会停下来去刷一下小红书，去刷一下我的朋友圈，但是我对“注意力必须集中”这个事本身就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在第三本书《与达洛维夫人共度一天》里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我把“你必须注意力集中”这个要求理解成是一种暴政。

分心不是一定要被消灭的坏习惯，有时候是人在面对巨大压力时的自我保护机制。我当时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罪与罚》中的一个细节，男主人公他杀完人以后，他就发现周围的人都在讨论这桩案情，他在听的时候，就把他的头转向了墙壁，盯着绿色墙纸上的白色小花看。这个转头的动作就是一种分心，是男主人公在压力的本能下的逃逸。所以适当的分心不是什么天诛地灭的事，大家不要有心理压力。

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也不仅仅是注意力的问题，而是媒介变化带来的人的理解方式的一些根本的改变。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前几天有一个前同事问了我一个问题，说，法国“高蹈派”（也称“巴那斯派”）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由谁引入中国的？这是一个很冷僻的文学史的问题，我一开始是先去用 AI 查，都没有得到答案，它们都说无法查证。后来我换了一个思路，就是用“微信读书”的“全文检索”功能来搜索关键词，“微信读书”上有一个很多人没有充分利用的功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库，可以跨书搜索全文，精准度很高。当然我不是在替它做广告，这个搜索结果一出来，我就发现有一条是 1921 年郭沫若写的《女神》里面提到的。但是郭沫若用这个词的方式很自然，他是显然拿来就用，说明在他之前这个说法已经在流通了。我又继续在“微信读书”的检索里面顺着时间线往前查，我发现“高蹈派”这个词更早出现在了周作人的文章里，到他这就没了，在他之前就没有人用过这个词，所以我基本上是锁定了这个词可能是从周作人进入到中文语境里的，而且最早的一篇他谈到这个词的文章是 1917 年的《近代欧洲文学史》。

但这个故事还没完，我接下来换了一种搜索的形式。我开始在周作人全集里面搜索，发现他明确地提到“高蹈派”这个说法来自于日本，并且跟一个叫做上田敏的作家有关。上田敏在 1905 年出版了一本诗歌的集子，叫做《海潮音》，在序言里面就把法国的“高蹈派”译成了日语中的“高蹈派”。而周作人早年大量地借用了很多日本的词汇和概念。

我觉得到这里，这个路径就应该是清晰起来了。首先是法国“高蹈派”在 19 世纪末的时候出现。经过去法国留过学的上田敏的《海潮音》的引进，成为了一个日本词汇，最后再由周作人把这个日本词汇转成中文，郭沫若再沿用。

整个检索和推论的过程我大概花了半个小时，但是假如没有现在这种信息流，让我去图书馆一条一条地翻史料，我觉得我一个月都未必搞得出来。所以其实我对媒介变化和理解的感受和很多人说的“信息流让注意力变化”不太一样。我反而觉得，如果你知道怎么去利用这些工具，理解事物的方式可以变得更深、更快、更有趣。就类似于是侦探办案，每一条线索都指向下一条，最后拼出一个原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给出来的答案。不适应的地方当然也有，主要是停下来刷手机的惯性，反正我知道大家都如此了，我也没有那么内疚，我把它理解成是一个不需要去管理的习惯，也不是你必须要去对抗它，与其去对抗它，不如承认它，然后在你和注意力分散之间找到一个自己能接受的节奏就好。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在课堂上有没有去观察过学生阅读、信息获取的习惯上的变化？

就和我自己的学生时代相比，我在课堂上有一个持续地观察和阅读的习惯——更准确地说，是和信息获取的意愿有关。因为有时候为了备课，我就会高强度地各种上网冲浪，看新的热点，看大家在讨论什么。但是我经常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某个话题在微博、知乎、小红书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我觉得学生可能都知道，结果抛出来，课堂上的人还是很茫然。这种落差让我一开始很困惑，后来我也理解了，这个不就是“信息茧房”吗？表面上看，每个人都在上网，都在刷手机。比如说我去食堂吃饭，我就观察学生。所有的学生没有例外，都是边吃边刷，有时候情侣坐在一起，他们也是盯着自己屏幕互相不说话的，所以看起来我们都被信息的洪流淹没了，但实际上算法会根据我们固有的那种认知的能力、习惯来推送内容。表面上大家好像面对的是同一个互联网，其实我们只是被圈禁在越来越小的信息的空间里，而这个信息的空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因而我对于信息获取这件事情的核心判断是，它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种意愿。信息从来都不匮乏，只要你真的想找，总是有办法的。但是如果你已经对你当下接收到的这些信息挺满足的了，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动力说我要再去找一些算法不会推给我的东西。能力在那，但是意愿决定了你会不会被调动起来。

至于用 AI 来代替读书这件事，或者说把书和论文喂给 AI，让它来读。我从来没有这么干过，也不打算这么干。

这跟效率没有关系，而是说我觉得阅读真正的目的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谈到过很多次，是读出自己的性情，读出自己的个性。我们不是去说作家的原意是什么，文学的魅力不在于这些情节的梗概，或者说一些通行的结论，而在于细节。这么多年来，我为什么那么较真于细节？就是这些藏在字里行间的细微的东西，同一个细节你读到了，我没读到，那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包括我在“看理想”的这个课里面，其实每一篇小说里都讲了很多细节。我相信我讲的很多细节读者是没有读到的，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你们自己去读了原文的细节，我也没有讲到。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种差异就不是一个阅读的差异，而是我们在天性上的，在性情上的，甚至在个性上的差异。

所以阅读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事情，它在我们和文本之间发生，没有办法被代劳。

下一个问题是：在什么状况下读得最快？认不认同把“效率”这个概念带进阅读和日常生活里来？它和我们在理解这种复杂的生活经验上会有冲突吗？

我读书最快的地方没有固定场所，因为我随时随地都在大小读，整块的时间也有，就是白天的工作、写作的时候都要去读，晚上孩子睡着了之后，我也会在床上再读一个半小时左右，一直读到 12 点。因为晚上的时间我基本上是读一些英文的著作，很安静，我可以慢慢地去看。零碎的时间和整块的阅读对我来说速度是一样的，都是匀速的场所。

所以其实关于效率这个问题，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我非常认同把效率带进阅读，但是我所说的这个效率不是图快，不是囫囵吞枣地读完一本，再去读下一本。我所说的效率更接近于一种强度，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高强度地、持续地阅读。把所有能用上的时间都用上，而不是偶尔为之的一事。我刚也谈到我不听播客、不看视频。很简单，对我来说它们太慢了。而且强调阅读效率，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生活中那些需要你去更慢、更不高效地面对的更复杂的问题，你可以简化去处理。我觉得这两件事是不矛盾的，甚至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从书本里面得出的所有经验，在本质上都是需要通过生活来印证的。

我举一个例子。今天中午我在和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聊天，一开始我想问他一些例子，看看他的例子能不能在我的课堂上提到。他就给我贡献了一个例子：他们学校里有一个女孩，父亲是区长，女孩想参加他们学校话剧的女主角的选拔，没被选上，就动用了她的区长父亲的关系，从校长一路施加到了教研室的主任，就非常典型的那种权力越界。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他可能会用一种最简单、直接、高效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算了，区长都施压了，校长都施压了，让她当呗，又不是什么大事，息事宁人嘛。

但是我的这个学生的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说，好，既然你已经压到我头上了，我们就把这个事摆到明面上来谈，我们重新组织一次公开选角，邀请各个层级的领导盖章认证，走完所有的程序，结果大家最后还是选了（原来）那个女主角，区长的女儿就不满，但这一次，整个过程已经过了程序正义的一个认证，领导们都批示过了，章都盖在那了，她就没有话可说。我就想到今天我在准备辛格的小说的时候，我还挺想聊一个话题，就是“知世故而不世故”的话题。我的这个学生他也知道在面对这种复杂的、需要你去调动大量的社会经验的问题的时候，规则是什么，他也知道这种所谓的权力运作的方式是怎样的。但是他没有去正面硬刚，他反过来曲线救国，把规则本身变成了对抗不合理压力的工具，这种处事的智慧，其实是和他平时大量的阅读有内在联系的。他的为人处事是高度成熟，而且有所反思。我觉得阅读其实是给他了一种看透整个权力结构的能力，而不是说阅读对于他来说只是增加了几个我可以去跟别人装一下的人名。

那么这也正好说明了我上面想说的那个问题。我们可以在阅读上面追求高强度和高效率，但是在面对生活中的复杂事件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动用的是一种从容的、有谋略的世俗智慧，这两者不是对立的。阅读我想是培养这种智慧的土壤，只不过说从书本到生活中间这段路怎么走，这个又和个人的性情能力是密切相关的。

阅读之外下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所说的专注力、耐心、对于世界的立体的认知都要从阅读来获得？除了阅读，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我的回答其实一贯如此，就是当然不只有阅读这一条路径。如果我们把阅读理解成是一个通往深刻认知的方式，那就是一种傲慢。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谈到过这一点，现在很多高校的教师会哀叹学生说，你们怎么不读书了？这个哀叹背后就是一种傲慢。凭什么一定要认为读书才是一种获取知识的能力？那高校中还有这种读了大量的书，但是读到狗肚子里的人，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去了。

所以我在读爱因斯坦的文集的时候，有一个对他的印象非常新的认知。我们想象中的爱因斯坦大概就是一个蓬着胡子、蓬着头发、伸出舌头的科研怪老头。但是爱因斯坦不是这样的，他对当时的世界局势有非常强烈的关切，留下了大量的反战的书信和文章。一个毕生把精力都投入到物理学研究中的人，恰恰他是对人类的命运抱有非常深切的忧虑的。这两件事就是说，他和宇宙对话的那种纯粹，让他对于人类的处境的理解，我觉得要比大多数人都更彻底。因而我觉得科学研究它不是一种封闭的、专业的、排他性的训练。而是一种认知世界的近乎带有神性色彩的沉思。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状态，但是我知道，无论是一个社会科学也好，还是一个理工科的科学也好，Ta 在爱 Ta 的事业，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Ta 一定有一种纯粹的美感和智力上的快感，而这些东西都反过来会深化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我也不想把这条路说得太精英化，好像只有读书人或者是科研工作者才能够抵达这种认知的深度。最近我们全中国的人都在关注一个叫做张雪的人，他本身就是很早辍学，但是一辈子长期地专注一件事情，就是制造摩托。如果他对这件事情是有野心，有一种持续深入的意愿的话，他同样可以去通过一条看起来和阅读完全无关的路径，抵达他对世界复杂性的理解。手艺在他的身上也不再是技术。

阅读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唯一的路径，不如说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训练方式。它能够训练我们的注意力、理解力，以及在一个问题上长久盘桓的能力。科研阅读、长期的实践、长期的稳定的某种投入，甚至是一段深刻的人生经历，我觉得都能够带来这种立体化的认知。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一个人的兴趣和判断越来越被我们的外部系统所塑造，会不会成为一种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而不被那些特别造假的读书博主所影响呢？

我想把这个问题分成几块来谈。

首先就是兴趣，它不是真空里面长出来的，它一定是要有时代语境和物质条件作为背景的。一个生活在 17 世纪的女性，她不可能成为物理学家。不是因为她天赋不够，而是因为那个时代，这些学科根本就没有向女性开放，所以她没有那个入口，她就无从谈起。

或者我们不说物理学，说游戏，因为游戏它可能会更接近于当下的媒体，有一种时代的信息感。我自己很喜欢很期待的一款游戏，今年的 9 月 9 号要上市的，叫《影之刃零》。它的 CEO 叫梁其伟，我看了他的很多访谈。他本科的时候学生物，甚至当时已经去准备读研了，但是还是转向了游戏制作，因为那个才是他真正着迷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假如说这个时代没有电脑，没有电子游戏，这个叫梁其伟的人根本就不可能被激发兴趣，说，哦，原来我还可以去走其他的路。因而我的一个结论就是，外部世界的复杂多样性，是我们的兴趣被激发的非常重要的物质支撑，如果没有这个载体，很多的兴趣根本就不可能被激发。

从这个角度来说，算法还有信息流，它也不是一个天然就有的事情，我可能更关切的就是，当它激发了人的兴趣的时候，那种兴趣到底是真实的、有深度的，还是说它是一种消费行为的诱导？

那么就回到刚刚的问题来，我们怎么发现自己喜欢读的书？说实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兴趣它不是被发现的，更准确的说法是，它很早就在那了，它已经被这个时代的物质条件提供了背景了，只是等待一个被点燃的条件。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他早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像我自己在读本科的时候，我一开始读的是外国文学，我那时候还写非常拙劣的模仿各种名家的诗词歌赋，后来又读了现当代文学。但是我还是发现，我喜欢的就是外国文学。

其实我觉得很多读者也是这样的，你肯定很早的时候就会发现你的偏好。你是喜欢外国文学还是中国古代历史？你是喜欢小说还是喜欢科普？这种偏好你可能说不清楚来源，但是它是很早就潜藏在那，不需要一套方法论去发现的。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他可能会高度地依赖营销包装和推荐来选书，但是也无可厚非，我没有资格批评他们。我只是观察到这种情况可能意味着他们不太确定自己想要什么，这当然很正常。所以我想补充的就是，大家也别把发现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书这个事看得太庄重了，好像它是一个必须完成的自我实现的任务，很多人一辈子没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但是总体上来说仍然是过得很幸福的。很多人一辈子读的书也都是很主流的，时不时跟着推荐去走一下，Ta 仍然能在那些主流中发现好的东西。所以，顺着走未必是一种损失吧。

唯一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以为我们有很多偏好，但是那种偏好可能是被算法反复投喂出来的，相当于是你的信息茧房在替你做选择了。因而这种看似主动的阅读，其实是在一个越来越窄的回音壁里面在打转。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那些标以各种主义之名的阅读，在这方面呈现出来的自我狭窄化的趋势特别的明显。我就想起马克·吐温有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当你手里面有了一个锤子的时候，你看啥都是钉子。我们被这种信息茧房、消费主义的偏好所诱导形成的对于某些主义的迷恋，在某种程度上它固然非常的坚硬，可以帮我们摧毁一些我们习焉不察的障碍物。但是同时你也可能会误伤一些并不是钉子的存在。所以有时候算法所制造出来的偏好，会让我们在一种舒适区里面越走越深吧。如果真的想和能够击中自己的书相遇，最有效的方式。我想是一种向陌生领域敞开的意愿。我今天读了一本跟这个主义有关的书，那我明天就读一本这个主义所批判的书，我让它俩之间形成一种对话。当然不是在我这打擂台，或者看谁高谁低，而是来理解它俩在进行一种互相的思维上的较劲的时候，这种情感、意识和观念，是如何被传递出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算不算一个老派文艺青年？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印刷术时代的遗民。我是在文字的世界里长大的，我仍然相信文字的力量，我仍然迷信文字在纸上造出来那个世界。至于阅读、看展还有徒步这些活动会不会被取代，我没有办法预言。就好像米兰·昆德拉说的，我们永远是“被蒙住眼睛穿越现在”。身处其中，我们没有办法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来俯瞰整个时代的洪流是如何滔滔不绝的，所以我只能把这个问题收回到我自己的经验里来回答。

对我而言，阅读永远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状态。如果说我是一个写作者，那我首先是一个阅读者。我也一直相信，一个好的写作者的前提一定是一个好的读者，这点我们也能在像纳博科夫、卡尔维诺等人的身上看到，这个顺序是不可以颠倒的。那么在生活里，有没有那些明知道是低效却不愿意被优化的事情？当然有，那就是我现在做的最重要的事——我的课堂。我们的每一堂课都是围绕着一些很具体的文学作品展开的讨论。其实我经常在下了课，在同学们和我讨论完之后，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我会觉得我们当时绝大多数的人都加入到了我们的乌托邦共同体中，我们就着一些没有实际产出，也不可能和他们的绩点、考研、保研与找工作有关的话题，在进行讨论，大家都进入到了一种绝对的精神世界中来。这个时候我们是心无旁骛的，而这种状态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它的价值，因为它存在，我们被吸引进去，我们的心灵在同声相和，这就是一种价值了。

庄子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觉得这个话倒不是在讲鸡汤，它让我想到我们在课堂里的那些看起来无用的，如一个学期就读一本书的这样一种低效的回忆，我总希望他们成为那些永远不会被量化，永远不会被优化的方式，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够慢慢地渗入到每一个参与者他们看待世界和看待自我的方式里，而它不会体现在任何的考核的指标上。我想这就够了。当然我也希望，在看理想的这些小说的讲述过程中，读者们也能通过自己先去阅读，然后听我来分享，最后把你们自己的想法放到评论区的方式，和我形成一种互动，因为我相信这也是一种不可替代、无法被优化的精神共同体的结晶与呈现。

我是秋子，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