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的一天，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来到了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向恭亲王奕訢和其他总理衙门大臣辞行。此时的他，已经在驻华公使任上连做了两届，一共六年，而清政府负责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到这时也正好存在了六年。

蒲安臣是林肯总统的朋友，曾帮助他竞选。在林肯就任总统之后，蒲安臣被派到北京，担任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个陌生东方国家的外交代表。林肯之所以能发布这项任命，是因为根据《天津条约》规定，美国可以派遣公使常驻北京。

在蒲安臣任职的六年当中，中美之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冲突，蒲安臣与总理衙门打交道颇为顺利，所以在道别之时，双方彼此显得有些依依不舍。这时，蒲安臣向总理衙门大臣提出一项建议：如果中国以后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愿意十分出力。

听到这里，恭亲王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就在十年前，英法两国曾就修改条约的问题，对中国发动战争，最终，朝廷被迫于1858年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按条约的规定，十年后条约内容可进行修改。可见，条约的修改和执行，是一桩必须谨慎处理的事情。为了防止因修约而再次引发冲突，总理衙门决定提前准备，未雨绸缪，在蒲安臣即将任满回国之际，提出邀请，由他担任中国的出使大臣，到欧美各国去商谈修约。这项提议被蒲安臣接受，他带着“大清国出使大臣”的头衔，与总理衙门的两位官员一起，率团前往欧美访问，并在一年半之后，病逝于出访俄国的路上。

蒲安臣的经历听起来十分有趣。他以卸任美国外交官的身份代表中国出使，这在从前的朝贡体制之下是无法想象的。毕竟就在十年前，外国公使常驻北京，都属于天朝无法接受的禁忌。我们不禁要问，在这十年间，清朝的外交体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现代的外交观念，是如何在中国生根、发展的呢？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一个机构——总理衙门的建立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