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清末最后十年，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新的呼声，那就是要以戏曲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

我们看到1902年年底，在《大公报》有篇文章，它的标题叫做《编戏曲以代演说说》。那就是前面的音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了办报纸、推白话，然后要鼓励跟培养演说的人才。不过在1902年，有人看到、有人认为演说不够，或者是演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这篇文章当中，作者解释为什么要以编戏曲来取代演说，因为演说有三项重要的限制。第一项仍然对我们有很大的提示作用，他说，演说只能“行之于租界和教会，不能行于内地和一般民众”。也就是外国租界地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演说，但是在其他地方没有那么大的自由。这就牵涉到了租界还有外国的势力在这一段晚清革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他认为演说“可以行之于教会，无法行之于国人”。因为教会本来就有宣教的习惯，宣教的人他们知道该如何说话，但一般的人没有这种能力，没有这种本事，没有这种训练，没那么会说话。

第三，“可以行之于将来，不能行之于现在”。因为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可是倒过来看，如果现在好好地改变戏曲，那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可以刺激人民爱国的心情。他就提到了有位上海名伶汪笑侬，演出了一出戏，名字叫做《党人碑》。说在演《党人碑》的时候，其登台演说时，这是戏，可是戏里面有一段是角色来演说，就在演说的时候，“具爱国之肺肠，热国民之血性，能使座中看客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长太息”。

《党人碑》这出戏没有留下来，不过从名词上大概可以猜得到，要么是汉朝的党锢，也有可能是明朝的东林党党祸，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痛哭，让人叹息，因为就会碰触到历史传统上，这些爱国的名士，像是杨涟、左光斗，他们得罪了宦官，所以被斗，乃至于被杀，很可能是这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