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1904年，也就是晚清十年当中，这一年中国有一本畅销书，我们看到当时所刊登的广告，知道这是当时很受欢迎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演说学》，作者是冈野英太郎，一看名字知道是日本人。

这是一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书， 到了1904年，它跟日本的关系渊源很深。那是留学生在日本特别组了一个“普通话研究会”。在这个研究会里又附设了“普通话练习会”，这个研究会一部分是研究，另外一部分是在重新建立语言的传播跟启蒙的方式，这也是受到日本的影响，所以发展得非常快。 先是在日本留学生当中（开始），到了1906年再有了全国性的“公立演说研究会”，“公立演说研究会”成立将近一年，他们曾经办过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在北京举行，我们看留下来的报导。

北京当天下大雨，到了路上很难走路的地步，但这场大会竟然还是来了300多人，不只是人来的多，另外（一件事是），在大会上一共有23个人发表演说，（这23个人的）内容题目非常广泛，其中包括了戒烟，包括了爱国，包括了教育，包括了自强，包括了国民捐等等。

这是1906年。再来，我们看到中间就（已经）有了“论自由”——这是议会的基础、国家国民之间关系、优胜劣败这些主题。

为什么如此看重演说？那就是因为没办法用文字往社会更底层去接触，所以在清末，演说大概可以分成三项不太一样的内容，一个最简单的，那就是内容能够承载的部分是“讲报”，这是十年间白话报刊的出现。

一部分就是希望让没有认得那么多的字的人也能够读，另外让这些士人、认得字的人可以看着这些字念给别人听，这是白话报刊它本来原始的用意。

因而白话报刊（很快）在短短几年内连带产生了相关的设施和相关的发展。（例如说）一个相关的发展很简单，我们也就可以想得到，有报纸，就有阅报牌（阅报栏），就是你只需要在路边搭个架子，然后将报纸——反正当时也没有什么智慧财产权的概念——买得起报纸的人就贴报纸，甚至是把报纸送给别人去看，这是当时做社会公益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