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与新史学：十部经典里的宋朝
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王夫之的《宋论》当中讲到了宋代重要的人物，当然其中之一是王安石。前面我们读到他对王安石“言有大而无实”的评价，除此之外，他就用王安石来讨论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这是“君子小人之大辩”，在中国传统，尤其在儒家当中，这是个大问题。不过，这个大问题被讲了上千年，于是我们要佩服王夫之，还能在这个议题上讲出让我们可以有所借鉴的、不一样的道理。
他说：“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他用简单的语言来说的话，“君子和小人大辩”，最大的差异：君子“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倒过来，“有必为，无必不为”。
君子：“有必不为”的持守
接下来他这样解释：“执此以察其所守，观其所行”，你就会了解，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君子为什么是“必不为”？因为操之在我，也就表示有原则、有信念，这个原则底下，违背原则的事不做，这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像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必不为”。孔子的黄金律使用双重否定的方式来表达，他说，我不强加于别人身上，如果这不是我自己所要的，这是不为。那重点是“断之自我，求诸己者也”，自己可以控制，你就可以做自我的要求。
所以，“虽或诱之，而为之者，必其不能自固而躬冒其为焉。”如果你打破了自己的原则，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也是你自己做了。你受了别人的诱惑，但最后做还是不做在你自己。这又呼应了孔子另外重要的道德律，那是“不迁怒”。为什么不能迁怒？因为那是自己的行为，你就赖不了别人，必须自己负责，不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是作为君子“不迁怒”的重要的修养。
2026.02.27
精选评论
共 7 条先有目标，就是骂王安石，再根据目标进行了定义，说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差别，几乎就是技术流泼脏水了。说王安石偏要勉强，而不说北宋必须要改革的背景，就是用心狭隘了，王安石改革在技术层出现问题的反馈，对改革成效的时间线把握过于乐观，是真的，不过这和君子小人没有半毛钱关系。国家行政变革哪里会有不勉强的？王夫之的见识只局限于理学内部，可以有了定论。
这不一样的道理真让人听得津津有味。
王夫之的君子小人区别法，很有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讨论味道。只不过他将这种思考方法用在了君子的道德考量上，而非每个人的自由权力上。虽然如此，他也已经很能让人佩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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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说明大家没有意识到，在这个环节上，我们大清国不是因为船舰方面的先进程度不如日本人而输掉了，而是因为我们搞不清楚世界上除了像power这样一个权力以外，还有一个叫rights这样的一个权利，白白放弃了我们的合法权益，让日本人不战而胜。归根结底是什么？是语言的混乱，只看到了力量，没有看到rights。 2. 自由≠随心所欲 还有很多误解都是因为语言的混乱所导致的，很多人对于自由这个词有误解，自由这个词实际上在中国古典的文献里面是有它的一个出处的，但是它在西方人那里的含义和中国人的理解不一样。 很多人对自由的理解就认为是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比如在康德那里所说的自由，恰恰是指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良心原则去做事，而不是随心所欲。如果你随心所欲，按照你的物欲去做的话，你恰恰是不自由的。 这也就是说明，类似于对于两个权利/力的混淆一样，很多中国人对于自由这个词的理解是非常错误的，所有的这些混乱嵌入到了很多人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当中，这就使得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是全面扭曲的，这个扭曲的根本是因为他们讨论这些事项的基本语言工具通通地、全部地、彻底地荒腔走板了。 （徐英瑾老师的课共读分享） 「北京看理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版权所有，请勿发布在公众号等平台」
同样的道理，一个尊重女性的社会，就不能够去欣赏一个可以随意迫害女性的社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随意破坏女性的社会，用一些布头把女性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一个社会，压制了女性的创造力，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女性的能力有得到充分发挥的可能性。 同时我们更不可能欣赏一个可以随意杀人的社会，因为随意杀人是对于社会的社会性的根本颠覆。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如果人本身的生物学存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就不可能有丰富的社会实践与丰富的语言游戏。 在这个问题上，维特根斯坦的态度的确是对于休谟的深化，并且与尼采是直接对抗。从大的角度上来看，休谟与维特根斯坦都是保守派。休谟与维特根斯坦采取反对理性辩护的态度，用这样的一种不辩护的态度来维持传统，当然维特根斯坦则进一步触及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问题。 与之相比，黑格尔也是个保守派，不过黑格尔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处理同类的问题，他的思路是去衡量一个社会的理性指数。比如按照黑格尔哲学的思想，为什么人治的社会它的等级不如法治的社会来的高呢？因为法治的社会能够体现思维的普遍性，法律本身就代表这种普遍性；但是在人治的社会中，我们只能看到统治者任意的偶然性。 维特根斯坦或许也会认为人治社会的价值不如法治社会，但是他对这一点的说明方式更接地气，他会直接地指出，法治社会可能会引出更多的社会实践的丰富性，因为法治社会能够稳定人们的预期。 但是与维特根斯坦与黑格尔都不同，尼采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要重估一切价值。对于尼采的这种要重估一切价值的做法，维特根斯坦的反问是：你作为一个人，根本无法跳出你生下来就接受的这套语言框架而去发明一种纯粹的新语言，由此来重估一切价值，这是不可能的，这就像你要抓住你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徐英瑾老师课共读分享） 「北京看理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版权所有，请勿发布在公众号等平台」
🪞🐖……“公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