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公民十堂课”的第六堂课，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两位学者、哲学家，一位是Max Horkheimer（马克斯·霍克海默），另外一位是Theodor Adorno（西奥多·阿多诺），他们两位合写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中文书名一般翻译叫做《启蒙的辩证》，另外还有一个副标题，比较少人提到，但非常重要，那是“哲学的片段”（也译作“哲学的片简”）。从作者到书名到副标，进入到这本书就有许多需要解释的。

首先需要解释，因为不是那么常见，也不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一件事——这本是由两个人合写的书。而且这两个人不只是合写，在这本书里，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找到，到底谁写哪一章，写哪一个部分。两个人透过非常密切、长期讨论的方式来写作，先是用口述，也就是你讲一段、另外一个人讲一段，再经过反复地讨论，有了这些内容。在修改的过程当中，仍然是两个人不停地讨论。所以这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合作写成的一本书。

这样的书在历史上真的非常少见，所以首先要解释的是，这两个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竟然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合写一本书？

很简单的，那就是这两个人必须有非常紧密的思想上的关系，不管私生活上如何，他们至少一定要是在思想上非常亲密的朋友。那光是讲思想上的朋友，仍然不容易有这么密切、一起协作的联结。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他们两个人，在各种特殊历史条件底下所产生的一起合写的特别的条件。

首先一项条件，他们是同事。他们所在的机构非常特别，因为这个机构出版的学刊名称，所以后来一般被叫做“法兰克福学派”。学派的名字掩盖了机构的名字，机构名字太一般了，直接只叫做“社会研究所”。有太多社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所以这个太一般、太平常的名称不足以供人来辨识这个特别的机构。但是，一旦讲到“法兰克福学派”，这个机构的个性跟历史就非常清楚。

这两个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当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构当中当同事，而建立了思想上讨论的关系。因为这个机构，事实上并不是单纯的研究单位。研究单位意味着，他们基本上都不承担教学的工作，不像大学，这些当教授的还要花时间面对学生、给学生开课，更进一步可能要参加系里的各种不同活动，在那样状态的底下上班、工作。真的可以花（时间）在和同事深度讨论议题，甚至花很长的时间合写一本书，那是不太可能的。

这个机构、社会研究所，或者是通称的“法兰克福学派”，是他们的重要背景，牵涉到在20世纪特殊的历程。

不论是霍克海默还是阿多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德国的公民。他们是19世纪之后在德国兴起越来越重要一种特别的公民，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

汉娜·阿伦特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当中，第一部分就讨论了反犹主义，就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群19世纪的犹太人，他们是整个历史以来最没有犹太本位立场的一群犹太人，特别是住在德国，进入到德国的社会，更进一步深浸在德国思想、文化、历史传统当中的这一群犹太人。事实上，他们高度认同德国，他们甚至有一种清楚的自觉，带着一份骄傲，他们认为，所谓的德国文化在那样的一种德国统一气氛底下所兴起，足可以挑战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文明旧有国家的那样的一种气势，那种德国的统一性，德国在文化上的特色，就是由他们这些犹太人参与创造的。

这些人一般被称之为“assimilated Jews”（同化的犹太人）。这些人不只是归化德国，同时是被德国意识、德国的认同给同化了。而“assimilated Jews”这个名词，甚至还不足以真正能够显现出这些人他们的态度、他们的精神。他们其实对自己被德国同化、同化于德国文化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他们真正的感受、他们的主张是，他们是第一代创造出现代德国文化的一群人。

这样一群人，我们也就可以体会他们悲哀的地方。汉娜·阿伦特，她是“assimilated Jew”，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是“assimilated Jews”。在进入到20世纪，从他们的祖父、父亲传承下来的那种精神和自豪，这是第二代现代德国文化继承者，也是进一步的发展者，但却在这里就面临了越来越高的antisemitism，我们一般称之为“反闪主义”，或者可以更聚焦地说，那就是反犹太的种族歧视，对犹太人有了越来越高的敌视。以至于到后来，这些人甚至没办法在德国安居。

这个机构“社会研究所”，后来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是在1930年成立。你想想看，那个历史背景下，这个研究所成立了没多久，1933年，希特勒和他领导的纳粹夺权，夺得了德国的统治权之后，他们对犹太人就不只是表现了反感，而且呈现了非常明确的一份敌意。这个机构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他们不得不出亡。他们的机构本来在法兰克福，所以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但这个时候就流亡，离开了德国。先是去了巴黎，在战争爆发了之后，1940年德军进入到法国，在德军占领巴黎之前，他们要更进一步地逃走。这个时候还能到哪里去？他们就只好跨过了大西洋，去到了美国。

所以我们看《启蒙的辩证》这本书，开头一篇前言，这两个人他们在按语上清楚地写着：“1944年5月，于Los Angeles。”美国的洛杉矶。两位德国人可以用这种方式在社会研究所一起讨论，一起写书，然而地点不是在德国，而是在美国西岸的洛杉矶。这是时代给他们的一个巨大的考验，逼着他们不得不流亡。但也正在这样的一种流亡的环境中，塑造了这本书可以由这两个人共同讨论、密切合作写出来的环境。

除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外，例如说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他们也是属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其中的同事，也在大迁徙的情况底下都陆陆续续到了美国。

可以想见，如果让他们继续待在德国，那在社会研究所要研究什么呢？当然是研究现实的社会。他们的眼光、他们的实践、他们的精神，会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花在面对现实社会、社会现象、社会冲突还有种种社会问题上，这些应该会是社会研究所必然要处理的议题。

可是这个时候，又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这些人等于被从自己最熟悉的社会环境当中给拔了出来，一个社会研究者，却被移植到——事实上是逃亡到——ta完全不熟悉的一个社会里。在这种状况底下，ta没有现实的问题可以讨论、可以处理。ta对于那个现实，ta所在的美国社会也不足以充分掌握。ta甚至必须让自己在生活上先在这里生根，成为这个社会的其中一份子。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资历来研究美国社会呢？于是就使得他们不得不离开现实，进而是去探讨这本书要处理的，那就是历史的现象，而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从启蒙时代以来两百年的时间，西方思想、西方集体观念遇到的巨大变革。

所以，到洛杉矶，离开了德国的现实，霍克海默跟阿多诺他们有了特殊的余裕，可以去看更深、更广的问题。那是一个历史性的大问题。

这是从两个人合写这本书这项事实，不得不引发对于背景的说明。

再来，继续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两个人合作写书，在社会研究所任职。但这个研究所不是社科院，也不是社科院当中任何一个研究所。那中间的差别在哪里？

我们今天讲到研究所，所里面通常不会有共同的思想或者是共同学术的倾向，而通常，当下的研究单位，每一个研究者有ta自己的领域，有ta研究的方向，有ta自己所相信、所依循的方法论，还有ta每一个人在终极关怀上个人的选择。有多少不一样的研究员，那就有多少不一样的研究领域，也就有不一样的研究兴趣，由这些研究员所组成的机构，也就不会有一个明确的学派。

但这个机构，借着它所发行的这本非常重要的期刊，期刊的主编就是霍克海默，在那样的情形底下，产生了自己独特的一个学派。刚开始依照他们所在的地点，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不过这学派更重要的不是地点，不是所在之处，而是一份态度，一种带有高度价值的意识形态，贯穿其中的是一份价值信念。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换了另外一个名称来称呼，称之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这个critical也是一个蛮麻烦的字，麻烦的地方仍然是太平常了，就像“社会研究所”一样。“批判理论”，我们很容易误以为，只要保持着批判的态度，要批评、要批判，然后背后有一个理论的根据把它连接在一起，那不就是批判理论了吗？所以我们在讲和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的批判理论，我们就不只是要把Critical跟Theory都要大写，而且通常还要加上引号。一般的批判理论，跟我们把它当做非常明确的专有名词的“批判理论”，中间有巨大差别。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他们这派的批判理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核心：他们自称为“批判理论”，那就是他们非常强调批判的态度；而批判态度有一个关键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不要假装自己是客观的。

批判理论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先意识到、先自觉，而且坦白承认，以此作为一切讨论跟研究的开端、起点：我不是客观的。要承认，要知道自己不管再怎么样努力，都不可能是真正客观、完全客观。每一个人都抱持着ta的基本立场，也就带着ta的基本偏见。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立场跟偏见底下形成我们的角度、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看法。所以批判理论，从这点上就非常重要，开展了很巨大，不论是在面对社会或面对个人，更重要在面对知识的时候，许多讨论、许多重要的阐述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

例如很关键的，他们特别强调，没有人是彻底客观的，这是有个对应的对象，也就同时展现了，指向批判理论它的根本立场。他们批判科学方法或者是科学主义。

科学，这是启蒙主义重要的成果。科学主张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真理，来探索真理？那就是划清界限，科学只处理实证。于是就牵涉到了批判理论它最主要批判的对象，那就是科学主义，还有科学主义背后的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就只认证据，而且就只依循着可以由证据所建构的推论，可以透过实验反复被做出来的现象，那才是科学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实证对科学主义在启蒙最高度理性发展的情况底下，就不配承认为知识。

另外一部分，被认为是知识，从这样的一个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角度来看，它就是纯粹客观的，不涉及任何个人的主观。换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身份，在不一样的地方，抱持着不一样的信念，ta来做同样的科学实验，只会得到同样的结果。ta来推演科学的原则、科学的公式，也都只能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才是实证主义操控下，科学能够承认、愿意承认的知识。这种知识就摆出了一副纯粹客观的姿态，而且主张只有这种纯粹客观的才是知识，才值得被学习，才值得被肯定。

更进一步地，批判理论要质疑这件事，也就自己必须站一个很不一样的立场。它站的立场就是：科学宣称自己是彻底客观的，我们却认知，没有这种可以达到彻底客观的社会研究的可能性。

这样的一种态度贯穿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不一样的人，他们的研究、他们的主张，更进一步地，这也就凸显了他们最重要的特色，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然后到处都看到这些宣称客观的知识，它有一些什么样根本的问题。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最主要的特色，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中叶，对于整个欧洲思想潮流、对应于当时非常混乱的现实，它所提供的最主要的启发，在这个启发当中，得到了巨大的成就。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