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日深夜，我在塞伦盖蒂营地里，正准备休息，收到一个当地朋友的短信，说珍•古道尔博士在美国去世了，享年91岁。

我非常吃惊，7月13日我还在阿鲁沙见到过她。她在阿鲁沙搞了一场黑猩猩研究65周年答谢晚宴，这个晚宴是她在贡贝国家公园的研究所举办的。

晚宴在阿鲁沙文化博物馆旁边的一个工地上进行，现场只搭了一个简易的演讲台，没有什么装修布置，旁边是一堆脚手架。那天晚上刮着大风，气温只有7~8度，我们50多人在寒风中的露天餐桌上吃素菜。珍是素食主义者。

那天参加晚宴的有她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她的孙子孙女、亲戚和朋友。珍精神头很好，穿一件薄毛衣，套一件小披风，扎着马尾辫，一路小跑着上讲台，开场白还是老习惯，模仿黑猩猩的叫声，引得全场都跟着她模仿黑猩猩叫。她在台上娓娓而谈，不时来句玩笑，感觉比之前出席正式场合更放得开一些。

那天她一如既往地温和、从容、优雅和幽默。她回顾1960年自己刚到贡贝观察黑猩猩时，外界有许多质疑和嘲讽的声音，比如她没有学术背景，贡贝很危险（不光有当地治安的问题，还有黑猩猩会伤人）、工作单调无聊，而且这事儿还不赚钱，她自己也不相信会干一辈子。但她最终坚持下来了。

她对黑猩猩的感情就像家人一样。之前我看她的纪录片，读她的书，虽然相信，但不如现场见过的一件事儿更加直观，令人感动。

2024年2月，我去贡贝国家公园拜访她。她也恰好从英国回到坦桑。她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家里住了几天，然后才到的贡贝国家公园。

贡贝国家公园位于坦桑西部边陲，毗邻布隆迪和刚果（金），从达累斯萨拉姆到贡贝有1500多公里，开车过来需要3天。珍告诉我说60年代路况极差，需要开车一星期到十天。

珍比我先到贡贝半天。我到达的时候，她正在研究所的二楼跟工作人员们开会。我就坐在研究所一楼的大门边等。到了下午5点多，他们还在开会。珍年逾九旬，每天依然工作7~8个小时。

正在这时，一群黑猩猩从研究所背后的森林里冒了出来。我认出了为首的一只母黑猩猩是Gremlin，旁边是它的女儿、外孙们，一共6~7只。它们慢腾腾地走到研究所的门口，跟我一样坐在门的另一边。显然，它们也等着见珍。

只听见楼上有桌椅移动的声音，显然珍开完会了。Gremlin带着儿孙，缓缓地朝另一侧珍的住所走去。很快，珍出现在门口，跟我打招呼，然后她、她的孙子莫林、我，三个人跟着这一群黑猩猩一起朝住所走。Gremlin并没有跟珍身体接触，它只是埋头走。

Gremlin是珍最喜欢的一只黑猩猩，也是贡贝目前最年长的母黑猩猩，它已经54岁了。珍看着它出生、长大、成年、当妈妈、当祖母。每次珍回到贡贝，Gremlin都会撇下手上的事情，无论多远，都会到研究所附近来看她。

我自己在贡贝国家公园寻找黑猩猩可费劲儿了，总要爬山或者在森林里穿梭7~8个小时才能找到几只，没想到那天托珍的福，黑猩猩们主动上门了。

Gremlin等走到珍的住所——一间石头屋，就散开，爬到屋后的树上去了。莫林跟我说，今天天色晚了，如果是白天，珍会让我们都走开，她单独和Gremlin待上一阵子，互诉衷肠。她能理解Gremlin的表情和肢体语言，Gremlin也一样。

珍的屋子在坦噶尼喀湖的边上，门外就是沙滩，随时都能欣赏湖水涨落。

房子条件简陋，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桌子上摆着一排空酒瓶，每一个酒瓶上插着一只蜡烛，用来照明，总之，屋子的条件大概相当于我国70年代的国营招待所。旁边有一个低矮铁皮房，是用来堆放杂物的。珍在这个铁皮房里面住了三十年。现在的石头屋是2000年左右国家公园给她建的。

门廊的一端摆放着一块大石头，珍跟我说，这块石头是她40岁时，一次上山寻找黑猩猩时突然从上方滚落的，砸到她的脸上，造成颧骨骨折，她从陡峭的山脊上滑落，全身都受了伤，那次是她在贡贝最接近死亡的瞬间。事后，她让护林员把这块肇事的石头抬回来，放在门口做纪念。

不过，珍在贡贝国家公园最艰难的时期不是被石头砸中，而是在1975年5月的一个晚上，四十名刚果（金）武装分子摸进贡贝国家公园，绑架了四名学生，把他们作为人质扣押了两个月。

在2025年7月的晚宴上，她又提起此事，说那是她有生以来压力最大，身心俱疲一次。不仅每天都为学生们的安危牵肠挂肚，贡贝营地面临着关闭的风险，她与斯坦福大学的关系很可能中止。她在书中也写道：“从学生被绑架，一直到他们最后获释，我在忧虑和绝望的极端压力下，对贡贝研究的思绪也跟着窒息。”

我那次见珍，是给她的研究所捐赠了三十多件衣服和户外用品，她很高兴地接受了。

我们聊了一会儿关于黑猩猩的保护现状，野生黑猩猩数量依然在快速下降，至于原因，珍说：everything is money。

我问了她一个问题：黑猩猩群中存在道德观念吗？

因为在许多人看来，野生动物依赖本能行事，总是把个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广袤的原始森林中，黑猩猩们必须团结互助才能生存下来，这是黑猩猩集群生活最重要的因素。虽然黑猩猩群有严格的等级秩序，但也存在大量的合作，合作的目的除了保障个体生存，还有增加整个黑猩猩群的幸福指数，而合作是产生道德的基础。

珍想了一会儿，回答我：“黑猩猩站在进化出道德的门槛上。无论在马哈雷国家公园还是贡贝国家公园，地位高的雄性黑猩猩也会伸手向别的黑猩猩乞讨，甚至呜咽哀求，而施舍者可能是一只地位低的雌性黑猩猩。待到下一次，施舍者向被施舍者索要肉食，大多数情况下会成功。这应该就是一种由道德感支撑起来的利他行为。”

确实，我也观察到，在食物匮乏的季节，黑猩猩群会分散为若干小团体寻找食物，一旦发现了成片的果园，它们会高声叫唤远处的家族成员前来聚餐。这是一种分享意识，也是一种追求公平的心态，即自己不能独占食物，应让整个家族受益。

家族成员汇聚之后，它们会再次高声叫嚷一番以表示庆贺，继而相互拥抱亲吻，成员之间的纽带借此再次强化。如果哪一只黑猩猩捷足先登，不分享食物信息，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它会被整个家族冷落。

另外，在科特迪瓦的塔伊国家公园，也有科学家观察到，黑猩猩们会主动照顾被花豹袭击受伤的同伴，帮助受害者把血舔干净，清除沙土，赶走伤口周围的苍蝇。在家族迁移时，它们会故意放慢脚步好让受害者跟上。

那么，黑猩猩是否具备跨物种的道德？比如黑猩猩和狒狒之间。答案也是肯定的。珍记录过黑猩猩主动帮助遇险的科学家，尽管这只黑猩猩曾遭到人类的伤害。在贡贝国家公园，黑猩猩和周边的狒狒群大多数情况下和睦相处，小黑猩猩会跟狒狒群打闹游戏，作为回报，成年黑猩猩会主动给狒狒们分享食物。

《猿形毕露》的作者弗朗斯﹒德瓦尔说：“演化过程赋予我们真诚的合作本能，并且禁止我们伤害自己需要依赖的对象。”所以，对于珍说“黑猩猩站在进化出道德的门槛上”，我们可以说，道德感是黑猩猩及人类的共同祖先在长期的演化中形成的，并深入到我们的基因中。

我提到了在中国许多动物园里黑猩猩们糟糕的生活环境和狭小的活动空间，她说：“如果一定要有动物园，应该是游客拿着望远镜才能找到动物的那种。”我又问：我们该如何拯救这些黑猩猩呢？她回答：“这要取决于你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了。”

不久，我起身告辞。珍问我，要不要合影？我们在客厅里拍了一张，但光线不好，她主动提出到室外合影，她牵着我的手出门，在门廊下来回选择角度和光线，然后说这里可以，于是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

珍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发表于Nature和Science的十几篇论文上。系统性证明野生黑猩猩具备复杂工具使用能力，打破“只有人类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传统认知。

1964年她在Nature上发表了《野生黑猩猩群体中的工具使用与定向投掷行为》，这是基于在贡贝国家公园头3年的野外观察，首次系统性记录野生黑猩猩的工具使用行为，黑猩猩会针对性使用三类工具：用 1.5-3.5 英尺树枝 “钓” 白蚁 / 蚂蚁，部分个体还会修剪工具长度；咀嚼树叶形成 “海绵” 蘸取树洞积水，效率比用手指舔水高 7-8 倍。

首次发现野生黑猩猩的 “定向投掷” 具有社交功能：雄性在争夺食物对抗狒狒或规避人类时，会精准投掷石块、树枝，优先选择 6-8 磅等较大物体，虽命中率低（9 次仅 1 次击中），但目标明确，证明行为是 “通过物理威慑实现社交目的” 的策略，而非随机情绪宣泄。观察到幼崽（18-22 月龄）会主动模仿成年黑猩猩的工具使用动作，为后续 “黑猩猩文化” 研究埋下关键线索。

1999年她在Nature上发表另一篇论文《黑猩猩群体中的文化》，整合野外 7 个站点的长期数据，首次提出 “黑猩猩文化行为”，各黑猩猩群体均有独特 “文化图谱”：西非 Tai 群体的 “坚果开裂”、东部马哈雷群体的 “手扣手理毛”、贡贝群体的 “树叶海绵饮水”，仅在各自群体存在，且亚种内群体文化重叠率仅 30%-50%，“文化图谱” 可作为群体身份标识，类似人类族群特征。

当然， 珍的研究成果问世之初，并没有获得多少关注和认可，比如黑猩猩使用工具的行为，由于60年代缺乏影像资料，所有描述都来自她的个人文字记录，外界并不相信，认为她在编故事，或者是她教会了黑猩猩用树枝钓蚂蚁，因为黑猩猩有很强的模仿能力。

珍给黑猩猩取名字也备受争议，按照科研规范，不应该把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名字套在野生动物身上，传统的科研命名法则，应该是给动物以编号相辨认和区别，比如Gombe 1B，Mahale S3。学术界认为，如果带有个人感情，就无法进行客观而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珍没经受严格的科学训练，人们觉得她的那些大卫灰胡子、菲菲、菲洛、戈布林、汉弗莱等，简直就是把野生动物当成了自家养的宠物，编造出一些异想天开的故事。

珍受到最大非议的是70年代在贡贝发生的“黑猩猩四年战争”，两个黑猩猩家族之间的争吵，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又发展成单方面的屠杀，一个家族被团灭，失败一方竟然成为了胜利者的食物，这是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

在人们传统认知中，黑猩猩是一种温和友善的动物，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杀戮？外界指控，正是由于珍的出现导致了这场惨剧。为了接近黑猩猩群，珍长期给黑猩猩们投喂香蕉。贡贝国家公园是不产香蕉的，黑猩猩们大量地吃香蕉，以致于改变了饮食结构。香蕉是高糖高热量的食物，饱餐后的黑猩猩们不需要整天在森林中觅食，过剩的精力终于引发了两个家族的你死我活。

后来，在别的保护区里也发现了黑猩猩族群之间的残酷战争，人们才相信，黑猩猩其实是一种崇尚暴力的动物。

从我个人观察而言，黑猩猩的确有残暴的一面，每次我拍摄黑猩猩，护林员都会再三叮嘱，千万不要挡在黑猩猩的前面，一旦它们看我不爽冲过来，我就跟一个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弱不经风，黑猩猩的臂力是成年男人的五倍。但大部分时候，黑猩猩是和平主义者。

最近三十年来，贡贝国家公园再也没有发生过黑猩猩族群的大规模屠杀。70年代的黑猩猩战争，也许跟国家公园附近森林被大范围毁坏有关。那时，刚果（金）和布隆迪内乱不断，几百万难民渡过坦噶尼喀湖，在贡贝附近建立起了大片难民营。难民们为了生计，砍伐树木，猎杀野生动物，把黑猩猩群赶到公园里的狭小区域，周边的混乱和过高的种群密度，加剧了黑猩猩们的冲突。

90年代初，当珍乘坐飞机飞越贡贝国家公园，看到公园周边大规模的毁林现象，她痛心疾首，决心阻止这一行为。她拓展了研究所的工作使命，创建了一个森林恢复项目，名为“妇女与森林”，为当地贫困妇女培训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教会她们在贡贝国家公园周边植树造林、养蜂、种咖啡、种蘑菇等，并为她们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的资金补助。

90年代以后，虽然非常舍不得离开贡贝，珍开始在全球范围进行高频度的演讲和公益活动，以唤起更多的人关注地球危机和野生动物。她一年有三百天都在旅行，到哪里都坐经济舱。她的听众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各国政要、微软谷歌高管等商界人士和数以百万计的大中小学生。

2024年底，她来到北京，一天出席5场活动，到了下午又马不停蹄赶往高铁站，去另一个城市。然而很多人的人生，因为她的演讲而改变。其实，据我观察，相比跟人，她更愿意和动物们待在一起。

珍是一个很简朴的人，身上穿的衣服不超过100块人民币。她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就是靠对自然和野生动物的热爱，65年如一日在艰苦简陋且危险的野外，重复着做一件事情。要知道，观察记录野生动物并不那么有趣，反而是单调的、重复的、繁琐的、细枝末节的，十天半个月吃不上一顿热饭，蚊虫毒蛇随时随地会出现，失败和挫折每天都在发生。

但这一切在黑猩猩们的呼唤声中，都变得不重要了。

珍在《大地的窗口》第二章开头写道，“只要你的眼神充满温柔，没有傲慢之气，黑猩猩会了解，甚至会用同样的眼神给予回应。仿佛眼睛是透视心灵的窗户，透过眼睛进入心灵，正是我的一个梦想。”她一辈子都与黑猩猩在互动，她的眼神变得与普罗大众截然不同。我跟她说话时，她那对清澈的眼睛好像一只野生动物的眼睛，充满了灵气，让我无比舒服，也让我感动。

2025年2月，珍在达累斯萨拉姆住的房子，我曾去拜访过一次。这是当地很普通的一座二层楼房子，带着一块40平米的院子，院子里养了几只鸡，还有两条土狗，门口有马赛保安站岗。

屋内陈设非常普通，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装修，没有一件上档次的家具，只是非常干净整洁，大门旁边是一间书房，书柜里密密麻麻摆满了书籍和打印纸。我只要跟珍聊普通话题，她随和得像一位邻家老奶奶，嘴角总挂着温馨的微笑，但如果我跟她谈到学术话题，她的气场马上就变了，瘦小的身体似乎迸发出了强大的能量，让我笼罩其中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在珍家见到她时，发现她的右脚踝肿得老高，她解释说：“我太老了，你看，在家里走路，一不留神就摔了一跤。”那时，我就发现她的精神状态比一年前差了许多。但7月那次见面，又打消了我的担心。她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谈到死亡，她说“死亡不过是生命的另一场冒险。”

2025年10月底，我回到了贡贝国际公园。贡贝有一个非常壮美的瀑布，叫卡孔贝瀑布。溪水从45米高处的一个山洞中一泻而下，水花溅在岩石上轰隆作响，微风把十足的水汽吹拂到我的脸上，模糊了我的视线。珍•古道尔博士经常在这个瀑布前休息。

过了一会儿，一群黑猩猩们也来了，在靠近瀑布时它们紧张又兴奋，它们在瀑布边的大树上叫嚷、投掷果子、摇晃藤曼，一番吵闹后，它们也像她一样，一个个坐在瀑布边凝视，听着瀑布的吼声，透过树荫缝隙仰望一下蓝天，它们是不是也感受到了珍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