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听到过对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分歧最一针见血的洞见，感谢！

如果一个人渴望食物，我们可以预测到他的行为后果，但是，如果一个人渴望的是钦佩，我们没办法预测他相关的行为后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美国哲学家亚瑟·洛夫侨伊（Arthur Lovejoy）指出的，因为这会取决于渴望谁的钦佩，在什么群体里，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中渴望钦佩和赞赏。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医生渴望钦佩，会在医术上精益求精，对社会是一件好事。比起不渴望钦佩，在业务上混日子的庸医，前一种医生的贡献要大很多，这也就像曼德维尔说的，某种程度的“私人之恶可以成为公共利益”。 相反，如果一个犯罪集团的成员渴望获得他那个黑社会群体的钦佩，所以变本加厉地干出危害社会百姓的事情，那么，这时候的私恶就没有任何公益的效果可言了。 所以，“人都是自私的”或者“人都渴望获得别人尊敬”这样的普遍心理，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不同行为，以及人的不同行为会是善的，还是恶的。（徐賁老师的课） 「北京看理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版权所有，请勿发布在公众号等平台」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正是通过千年史事反复叩问：人类在试图塑造历史时，应怀有怎样的谦卑与敬畏？ 将这样的世界观“放回来”，我们便能超越对具体事件的琐碎分析，看到： · 历史不是机械的因果链，而是人类意图、制度惯性、意外后果交织的戏剧； · 《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统治教科书，更是一份关于“如何在复杂世界中审慎行动”的哲学沉思。 最终，理解司马光与王安石，也是在理解我们自己看待社会变革的方式——我们更倾向于作为“设计师”还是“园丁”？或许，伟大的智慧正在于知晓两者各自的边界。 《道德情操论》（徐賁老师的课）《国富论》